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关系jij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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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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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1954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40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70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20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30到50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2005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54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的祖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以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1945年杨振宁的父亲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的父亲,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缡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 ,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