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背景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背景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背景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背景
1.45-46年,旧政协关于国家未来的讨论破裂
2.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国民党失守大陆
3.南京方面各民主党派拥护我党
4.我党建国需要进行讨论

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中所指的“历史”，是泛指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在内的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而不是特指人类以往的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必然有其客观的现实条件，无论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还是社会生活，都要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人们不可能完全不顾客观必然性的许可，不可能完全超越客观规律去行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必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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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中所指的“历史”，是泛指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在内的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而不是特指人类以往的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必然有其客观的现实条件，无论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还是社会生活，都要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人们不可能完全不顾客观必然性的许可，不可能完全超越客观规律去行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必须全面科学地把握中国革命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即要在革命的实践中，去认识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历史必然性。而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科学地认识客观规律，驾驭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任何事物，都是由某种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构成的，并具备特定的功能。所谓历史必然性，实质上是所有必要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规律和比例方式聚合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一种最具基础性的要素。因此，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与这种要素建立了适应性的组合关系时，才能获得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包含着相应的历史合理性。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虽然某些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也会给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带来损害，但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又终究是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是统一的。一切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东西，都会表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反之，一切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也都必然会在条件具备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展现其历史必然性。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也不例外，实质上也是由某种要素，按照一定比例和方式组合起来，形成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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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发展乃至于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840年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改变的直接反映就是:在经济上,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却呈现出不充分不完整的发展形态,它对外依赖于帝国主义,对内受控于官僚垄断,因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存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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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发展乃至于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840年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改变的直接反映就是:在经济上,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却呈现出不充分不完整的发展形态,它对外依赖于帝国主义,对内受控于官僚垄断,因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存在深刻的矛盾又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性质的混合体。因此,历史所造就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不但要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顽固的封建主义,而且还面对一个在民主革命中变了性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权。所以,要在中国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首先就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而究竟应由谁去夺取政权,便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一革命的中心问题,至少有两点要首先明确,即这一任务由谁来组织完成和由什么人参加、去反对什么人。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对当时的阶级结构与各阶级的政治地位进行分析。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阶级结构已基本定型。各阶级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明确的分野,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从阶级人数看,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均属少数,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则属多数;其二,从阶级力量对比看,则是“两头大,中间小”,即以广大贫苦农民为基本同盟军的无产阶级和以帝国主义势力为靠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力量较强,而中间阶级力量较弱。前一个特点决定了在国共两党之外,必然会出现其他政党,而后一特点则表明,在国共两党之外出现的这些政党,又不可能形成一个或几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各民主党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政党是阶级的代表,所以政党必然表现出与其阶级地位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制度,这恰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前提。从国民党来看:蒋、汪集团背叛了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以后,国民党分裂了,其主要部分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自这一政党掌握中国的政权起,便在政治上加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和对封建主义的依靠,同时疯狂镇压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人民民主力量,在经济上则依靠政治权势进行掠夺和垄断。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
从中国共产党来看,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时也是代表着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具有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性,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党。它能客观地分析中国的现实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推动革命发展。尽管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主角曾分别由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相继担任,但终因其阶级的局限而告失败。从而,历史便将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推向了时代的前列,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重任,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主”,[2]󰁴p272󰁵
但是,无产阶级在政权的阶级结构上应
采取何种类型和形式,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参与夺取政权的各阶级、各政党之间应是怎样的关系,根据什么原则去处理则取决于各国的特殊国情。恩格斯在考察了英、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曾提出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两种形式,即“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所谓“间接统治”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人口大多数的联盟,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各阶级参加的人民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原理运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点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的领导,这种民主革命已同旧的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因而,必然要求在革命中确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内部政治关系。同时,又因为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也必须争取同各革命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联合,团结合作。因为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从民主党派来看,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一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是因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附性,民主党派又有其软弱的一面,加之旧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民主党派不可能成为全国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与统一的第三大政党,只能以政治联盟形式的小党并存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他们没有独立发展的余地,“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
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目的在于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
义的利益,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因此,民主党派已对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绝望。这种政治状况,决定了民主党派从成立的时候起,就不是作为共产党的对立物,而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出现于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们的命运是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严峻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也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代表,从而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最后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民主党派的这种选择基于下列原因: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民主党派的基本政治要求,中共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动力,并把他们包括在国家政权的统一主体之中,是民主党派乐于接受的;第二,民主党派与中共在革命斗争中有共同奋斗、相互支持的合作关系,这是它们接受中共领导的历史因素;第三,是民主党派自身不断革命,不断进步,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民主党派的核心领导的主要政治倾向是革命的,不断进步的,尽管其中有人曾幻想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寻求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这条道路走不通。因此,民主党派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便积极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承认新民主主义纲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他们选择和接受中共领导的内在基础。
选自百度文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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