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发展：
明太祖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君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辅官以协赞政务.不久,四辅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设置.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秩皆五品.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
明成祖即位后,选拔一批亲信的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阁臣的设置从此成为常制,内阁制度基本形成.
成祖时,内阁之称谓、体制、职责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无独立之办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内阁,故权力仍不大.到后来,杨士奇、杨荣、胡广等先后入阁,实权与地位皆有所提升.终明之世,内阁制度的演变,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仁、宣时期内阁权势显著提升.仁宗即位,阁臣由五品提升为三品,大学士杨士奇等与吏部尚书蹇义同有密封奏事权.而杨士奇等为三孤（从一品）升尚书,形成虽居内阁,官以尚书为尊.此时期内阁制度的另一演变,乃条旨制度之出现.条旨又称票拟,即阁臣草拟对各种奏疏之处理意见,用小条贴于奏章上,供皇帝参考采用.由是阁臣取得处理国家大事之实权,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之机会压制六部,票拟往往成为敕谕发至全国执行,阁权日重.
土木之变后,景帝即位,内阁制亦起变化.从不置官属变为下辖诰敕房、制敕房,两房均设中书舍人任书办.英宗复辟后,内阁制得进一步发展,乃首辅制度之出现.内阁大学士多至六、七人,少则三、四人,多以入阁先后、资历及君主之意愿,选定一人为首辅首揆,即内阁首领,一切大事及票拟,均由首辅主决,《廿二史札记‧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条》谓：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至此,内阁制度逐渐完备,首辅成实际上之宰相.
第二阶段是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年间,乃内阁制之全盛时期.
英宗时又发展出影响内阁权力之司礼监.时内阁所拟之批答需交宫中司礼太监批红,即由司礼监之秉笔太监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由于正统以后,君主宠信宦官,以致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阁臣不得不仰俯宦官鼻息,内阁权力一度衰落.
内阁制之演变由宪、孝以至世、穆,力权日见提升.阁臣每以宰辅自居,世宗嘉靖初年,杨延和以迎立有功,又得君主重用,使阁权渐重.其后,夏言、严嵩、相继为首辅,俨如宰相.至穆宗徐阶、高拱主持内阁,独断专行,形成世宗、穆宗间阁权的高峰期.神宗年幼即位,张居正出任首辅十六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国家大事皆由其主理,内阁制至此已发展至巅峰.
神宗以后内阁权力日渐衰退.居正死后两年,即祸发身后；盖神宗亲政不免追修受制的前怨,而张居正一手提升之阁权,亦因而大变.
神宗亲政后对张居正的报复,令继位之阁臣懔于专制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加上各部大臣与言官俱求摆脱内阁制缚,致后来之阁臣不敢揽权自恣,只能外采舆论,内迎君主旨意,内阁权力难复旧观.此外,万历中叶,神宗荒废政事,长居深宫,不与阁臣接触.其时内阁或比附结党,或受制阉宦,或沦为宦官鹰犬.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内阁作用更荡然无存.思宗刚愎自用,国家又内外交困,内阁己不能发挥作用.
特点：
1.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己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3.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4.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5. 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玫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影响：
1、在某种意义上稀释了皇权,虽然朱棣的初衷是加强君主专制,但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抑制了皇帝的专制,这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有一定意义的进步性.
2、避免了因皇帝一个人的错误而引发大的错误.内阁主要是帮皇帝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的.但只有建议权,即票拟.所做票拟皆要秉称皇帝,由皇帝做最后决定.在人事任免,国家大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皇帝再怎么英明神武,也毕竟尤其局限性.而一个由数名资深政务专家组成的内阁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避免了因皇帝一个人的错误而引发大的错误.而有时内阁所做的决定就是连皇帝都无法否决!
3、造成朋党之祸,内阁行使相权实在名不正言不顺,容易造成内阁与外廷官僚的磨擦.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的箝制, 内受宦官的操纵,阁臣想握权,一方面须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4、导致政治因循
明代阁臣绝大多数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院,皆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虽命是从,又受制于宦官,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