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候的浙江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还有南宋全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急用.

南宋时候的浙江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还有南宋全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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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
　　南宋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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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的市场商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区特产品,以盐铁等商品为代表,另一类是粮食和布帛类商品.这两类商品在交换市场上的结构形态,是由生产的结构状况和社会需求的结构状况所决定的.米绢贸易比盐铁贸易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意义.因为粮食生产和纺织手工业生产是封建时代的主要生产行业,人民生活一衣二食,米绢类商品不仅与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而且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粮食和布帛在商品构成中的比重越大,说明脱离种植业、依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越多.以茶叶、信用证券等为代表的新商品的大量涌现,更进一步体现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所以宋代商品流通市场上的品类结构状况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米绢类商品跨地域流通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跨地区流通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盐铁之类的地区特产品以及满足贵族豪富消费需求的奢侈用品.司马迁列举：“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柚、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毯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 .这是因为,盐铁“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2] ；奢侈品“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3] .虽然那时粮食贸易十分活跃,出现了白圭、任氏等著名粮商,《管子》等书还把控制粮食市场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内容.但此时的粮食布帛贸易主要表现为季节性的丰歉调剂,地区间的余缺调剂所引起的流通交换尚不发达,商人以牟取贱时买贵时卖的时间差价为主要赢利手段,较少追逐贱处买贵处卖的地区差价者.如白圭的经验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故而社会上流行的商业经营原则是“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4] .东汉三国以降,商品货币经济凋零,在商品构成中,服务于门阀士族的奢侈品更加突出.王符《潜夫论．务本》云：“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而国计愈失矣”.
　　宋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列举号称天下第一的商品有：“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等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南宋方信孺出使金国时,也向金朝统治者夸耀说：“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西则茶桑之陆海也；淮东西则铜鹾之薮泽也；浙西十四郡尔,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而况生齿日繁,增垦者众,苇萧岁辟,圩围浸广,虽不熟亦足以支数年矣.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5] .
　　与此同时,商品的结构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反映在商业资本的经营内容上,以盐铁为代表的地区特产品、珠玉香药等奢侈品固然仍占不小的比重,有所谓“商于海者,不宝珠玉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6] 的说法.但在商品构成中,粮食和布帛之类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占据了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心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7] .商人贩卖米绢等日常生活用品,既牟取其时间差价、又更多地热衷于牟取地区差价,成为商业资本的主要赢利方式.
　　宋代粮食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区间转运贸易的发达,“千里不贩籴”的旧格局已被完全打破,远距离的粮食贸易空前兴盛.“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陈不续,小民艰食,豪商巨贾,水陆浮运,通此饶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千亿万计”[8] .粮食份量重、体积大、价值低,粮商在支付运费、仓储费、包装费等成本后,要想赢利必须靠大规模经营才有可能.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在长江流域,中游的荆湖一带,“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江湖连接,地无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辗转贩粜,以规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9] .两浙西路北部的太湖流域,“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10] .西南的两广地区,“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11] .
　　宋代的远距离粮食贸易还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空间流向和较集中的销售供应对象.就空间流向看,基本的流通格局是从南向北、由西向东；就供应对象而言,在南方较多地服务于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在北方较多地服务于政治军事需求.空间流向和供应对象这两者一表一里,前者决定于后者,展现了宋代粮食转运贸易空前繁荣的景象.
　　总体说来,商品粮由南向北流动主要是政治军事需要引起的.其中,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向北方的商品粮以首都汴京为目的地,除了宋政府漕运的通过赋税征敛和市籴购买的每年600万石外,富人的贩运量也很大,宋真宗时,三司就报告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12] .这些粮食主要供应汴京庞大的皇室、官僚、军队以及众多市民的消费.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流向北方的商品粮,则以河北、河东、陕西的沿边一带为目的地,基本上全部服务于军需.如河北“盖沿边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贩去中官”[13] .商品粮供应的出发地多半是河北南部的德、博、棣、滨等州及京东路.“列塞积兵,计粮为大,民租不能给,须重其谷价,募商以纳之,县官苦其费”.河北转运使范雍“视德、博间地惟沃饶,菽粟易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辇诸州缗钱就以平籴,方舟顺流,集于边廪.自是,河朔财用周于供亿”[14] .庆历年间,判大名府贾昌朝也说：“朝廷以朔方为根本之地,御备戎虏,取材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15] .陕西驻军消费的粮食大都取足于本路,欧阳修说：陕西驻军“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西人而已”[16] .但陕北的鹿 延等地贫瘠荒凉,却是驻军较多的边防要地,其军需粮食便多是用入中等购买的方式依靠南部的关中、秦渭等地供应.
　　商品粮由西向东流动,是东南地区粮食转运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主要是城镇经济发展和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变革的结果.如荆湖的粮食运往长江下游的建康等地,江西之米接济江东,浙西之米供应浙东、福建,两广之米也通过海路流向福建、浙东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第二章已作论述,兹不赘.
　　粮食和茶盐互为回头货,是宋代地区间粮食转运贸易的又一个特点.茶盐由于产地集中,其经销大多是远距离、跨区域的,粮食产区是茶盐的主要销地,所以在宋代盛行的“回货”贸易中,粮食茶盐的往来贩运是商业资本的经营方式之一.如南宋废除江淮盐的官般官卖制实行钞盐法之后,长江流域湖南、江西与下游江东等地的商人贩运情况是：“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运斛斗、竹木前来建康府,往往算请盐钞并粜米以回”[17] .什么有利可图就经营什么,这是商业资本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米茶或米盐的互为回货的长途转运贸易对于提高商业资本的周转效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夷坚志》记载的一则故事就说：“南康建昌县民家,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之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18] . 在湖北,商人还常用茶盐作为购买粮食的信贷资金.“富商岁首以鹾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舟扁捆载而去”[19] .广西的余粮也是作为盐的回货运销广东的.“如梧、藤、柳、象去处,粒米狼戾,岁上熟米斗三十钱,中熟、下熟以是为差,大率不过五六十钱,是西路终岁劳苦,米价常低小.东路盐船别无回货,其所得米如泥沙.广东贩盐上西江,多是小客,未及数岁,即为富商”[20] .
　　纺织品是宋代跨地域流通贸易的另一类大宗商品.绢帛等丝织品又在纺织品中占最大比重.宋代的丝织业生产基本形成了京东河北、四川、江浙这三大地域鼎足而立的格局,但三地的产品各有特色.京东、河北的丝织业历史悠久,在宋代,其生产的特点是产量多、技术精、质量高.时人谓：“青齐之国,沃野千里,麻桑之富,衣被天下”[21] .苏辙亦有诗赞曰：“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春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余粮及狗彘,衣被遍城郭”[22] .前述居于天下第一之列的“东绢”、单州的薄缣等就是京东路的代表名品.河北的绢特别精致细密,时称“精绢”,据说无正反面之分,定州“刻丝”是其名牌.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是唐宋时崛起丝织业基地,以锦擅名天下,其特色是纤丽豪华.两浙路和江南东西路的丝织业在宋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名品辈出,尤以产量大著称,但总体的质量水平似乎稍逊于前两个地区,如属于当地名牌的越罗,“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等比也”[23] .由于两浙丝织品质量较差,就连金兵在向宋廷勒索赔款时都不肯要,而退掉改成河北货.
　　丝织品的销售方向主要是城市消费、政府需求和海外市场.仅就城市消费而言,宋代一般城市中都有专门出售布帛的彩帛铺,如汴京南通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潘楼街也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集中的所在[24] .在临安,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钮家彩帛铺、清河坊顾家彩帛铺等都是有名的绢帛店铺[25] .城市的各类商业行会当中,绢帛行铺通常都居于财力雄厚者之列.由于丝织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消费对象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城市,而生产多半分散在乡村,所以丝织品的流通也像粮食等农副产品一样呈现出了“求心”运动的态势；同时,由于宋代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丝织业生产基地,所以丝织品的流通又是呈“辐射”状展开的.“衣被天下”这句话,是宋代人称誉某个地方纺织业发达的常用语,这说明凡是纺织业发达的地方,其产品总是天女散花般远销各地.如京东、河北的丝织品除向汴京等城镇市场集中外,还大量通过密州板桥镇等口岸销往南方诸路及海外市场.宋哲宗时,范锷奏称：在板桥镇,“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板桥有西北数路商贾之交易,其丝、绵、缣、帛又蕃商所欲之货,此南北所以交驰而奔辏者”[26] .李觏的诗：“江湖限南鄙,秋令到还稀.节换空看历,人闲未趁衣.齐纨方得意,厦燕莫言归”[27] . 秦观的诗：“裔土桑柘稀,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舟罔船客”[28] .都分别说明京东路出产的“齐纨”、“鲁缟”在江湖、广西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四川的丝织品也是行销四面八方.“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29] 吕大防的《锦官楼记》亦云：“负于陆,则经青泥、大散、羊肠九曲之坂；航于川,则冒瞿塘、滟氵预沉舟不测之险.日输月积,以衣被天下”.除了经陆路向北到秦陇、由水路沿长江东下之外,四川与南方广西钦州之间的锦、香贸易也形成了一条热闹的商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30] .
　　麻布的商品化生产总体上不如丝织品,但市场上流通的麻布也不少.福建的麻布一直畅销江浙地区,“今越人衣葛,出自闽贾”.浙东的麻布也大量销往浙西,“强口布以麻为之,出于剡,机织殊粗,而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31] .四川盛产的麻布则大量通过政府购买销往西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麻纺织业经过北宋的开发,到南宋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麻布商品生产基地,“广西触处富有苎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32] .
　　二、以茶叶、交引为代表的新兴商品的涌现
　　在宋代的市场商品结构中,茶叶的异军突起尤其引人注目.虽然据王褒《僮约》记载,早在西汉时四川就出现了茶叶交易市场,但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其交易量在品类繁多的商品中微乎其微.茶叶大量进入流通领域,是从唐代中后期随着消费的广泛普及而开始的.杨华《膳夫经手录》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暨至宋代,茶叶的消费群体更加壮大,“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33] .“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34] .茶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重要的民生商品.对于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而言,茶叶助消化、去肥腻的功效更使之具有了旦暮不可暂阙的需求刚性.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发展相辅相成,使茶叶在商品结构中占有了很大比重.
　　茶叶由于生物习性的关系主要生长于秦岭淮河以南,属于地区特产品.但茶叶市场的勃兴,又比盐铁之类传统的地区特产品具有特别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首先,茶叶不同于一般的农作物和手工产品,它既不可当粮食吃,也不能作衣服穿.其生产,只要稍具备些规模,就几乎必然是面向市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其次,茶叶的生产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伸缩性.无论田间地头,还是荒郊山岭,皆能生长繁茂；无论加工粗略,抑或制作精细,都不妨人饮用.它还适应于各种劳动组织形式,既可作为小农的家庭副业,也适合家庭专业化生产,又能进行大规模经营.这些特点,使之既不必受自然资源、土地条件的严格限制,也不必对人力、物力、财力有苛刻的要求,随着市场的扩大,它把各色人等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潮流,其从业者之众、产地之广、产量之大,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商业性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部门.第三,茶叶的销售地域广阔,消费者众多,份量轻体积小,品类价格多种多样,既适合小商稗贩的零星买卖,也利于豪商巨贾的长途多运,这个特点,使宋代的茶叶贸易把乡村墟市、中转集散地市场、以大中城市、周边游牧民族地区乃至海外为主的销地市场等等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多层次、梯进式、网络状、范围广的市场体系.对于突破商品流通的地域性,加强地区间、特别是宋统治区与少数民族统治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宋代茶叶商品流通的具体情况,我已有专文进行了讨论[35] ,这里就不多说了.
　　宋代市场商品结构变化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交引等有价证券的买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交引是宋政府为市籴粮草和实行禁榷专卖制度而发行的充当信用中介物的证券.交引又被称为交钞、钞引、文券或券等,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按名称将交引分为六种,即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香药犀象交引、矾引和其他交引.姜锡东博士则根据交引的职能和性质,将之分为三大类,即： 政府向入纳金银现钱或粮草者发行的用以领取茶盐香矾等物的提货凭证类交引；‚ 政府向入纳粮草者发行的用以领取金银现钱的期票类交引；ƒ 政府向入纳粮草者发行的按比例领取金银现钱和茶盐等物的混合性交引[36] .事实上,除这三类外,还应有第四类,即政府向茶盐香矾等买卖者发行的专卖经营许可证性质的交引.而从时间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交引的职能和性质是有所变化的.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前,宋政府将市籴粮草制度与禁榷专卖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行的交引,大都兼有提货凭证和专卖经营许可证的双重职能,以提货凭证为主；在北宋后期和南宋,随着市籴粮草与禁榷专卖脱离了直接联系,茶交引、香药交引等基本上只是单纯的专卖经营许可证,盐交引等则继续兼有原有的双重职能.
　　交引是宋政府以延期异地付款的方式与民间开展买卖交换活动的产物,政府能够按交引票面所示兑付钱物,是其信用的保证.北宋时,政府在北方沿边市籴粮草是交引的主要发行渠道,茶、盐、香药、现钱等是交引的主要偿值兑现物资.但由于交引的兑现要求经过多道烦琐的程序环节、兑现的地点遥远、时间又常常拖延、有时还无法按面值兑现、交引的最初持有者或者不懂得茶盐等物的市场行情或者无力从事这些商品的经营买卖等原因,使得在北部沿边向政府入中粮草等物而最先获得了交引的相当一批人,为了急于兑换到钱币而不得不把交引减价买出去,这就形成了交引的卖方市场.同时,由于政府为了吸引入中者发行交引的面值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发行量过多、严重超过了交引的兑现能力等原因,造成交引的出卖价格暴跌,使得交引的面值与其实值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额,也就是蕴含了巨大的利润,又吸引着财力雄厚的茶盐商人和京师的豪商巨贾们纷纷压价收购,这就形成了交引的买方市场.在汴京等地出现了一批专门居间倒卖交引的商人,号称交引铺.
　　交引的交易市场,大都分布在交引汇聚、买卖频繁的商业发达之地.大体上以两类地方最集中.第一类是交引的发行地区,如北宋时的河北、河东、陕西沿边地区,南宋时的临安、建康、镇江等地.第二类是交引的兑现地点,如北宋时的汴京,南宋时的茶盐产地通州、明州等地.各地交引买卖的交易量都很大,南宋时的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纷纷无数”[37] . 明州的六所交引铺,每年仅纳税就达10900余贯,是当地各项商税收入中最高的一项[38] .在汴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交易量只会更大.
　　当然,在宋代林林总总空前丰富的商品海洋当中,交引这类有价证券也许并不占多大比重.然而这种信用中介物证券在宋代大批涌现出来,并在商品交易市场上买卖转让,却是历史上未尝有过的新鲜事.这个现象不仅足以作为商品结构变化的典型标志之一,也反映了宋代商业信用的空前发展,体现了官民信用交易关系的复杂化和深入化.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新事物.另外,交引在宋代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使用,与宋政府用禁榷专卖品换取沿边军需的粮草物资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粮食贸易的发达.
　　正由于宋代的商品结构中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农作物的加工制成品占绝大比重,这些商品生产的季节性,也使宋代的市场面貌表现出了显著的季节性特征.每到收获的季节,农民、农副产品加工业者能够有大量的商品投放市场,也是从市场上换回商品的购买力较强的时候,各种商品进出市场,使市场呈现了繁荣,“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廛市”[39] .而到了冬末春初,青黄不接之时,商品的来源少,购买者也少,市场上则呈现了另一番景象.“市寂然若将暮,贾匮农 闭而不张,钱井金沟谨其阖藏,收列肆于九衢,刀布滞乎千商.至于白藏之府、红腐之仓,賨幏积墆,琛币充梁,亦且签筹寝乎会计,关石罢乎低昂.怪而问焉,有客言于余曰：是为春孟望之后一日,其名为仓耗”[40] .商品的购买者少,交易清淡,商品积滞在商人的仓廪中,市场陷入了阶段性萧条.在四川,茶叶生产贸易的季节性甚至影响着交子（北宋末称钱引）的比价波动.两宋之交的李流谦说：“每州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41] . 商品市场的这种季节性,进一步映衬出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在商品市场上的结构地位,农业决定了商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