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识文化语言学这些书上都有,我要的是自己的观点,最好结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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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认识文化语言学
这些书上都有,我要的是自己的观点,最好结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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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文化语言学简介
　　（Edward Sapir ,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 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 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 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编辑本段学科性质、地位与意义
　　人类文化语言学 （ethnolinguistics） 是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亦称社会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 的边缘化所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交迭领域为“语言、思维、文化及其关系”,这是当今语言研究中最具动力和潜势的一个探索点. 　　语言、思维与文化的关系,在语言思想史中又称为语言世界观.就西方学术而言,这个研究领域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其源头可溯至希腊古典时期的理智活动. 18 世纪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德、法、英等国的思想家们将语言世界观问题推向明晰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从哲学思辩水平发展到经验科学水平.到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哲学人类学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和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的兴起,语言世界观问题竟至成为现代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焦点,围绕这个焦点,包括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内的广义学术界进行了不懈的探究,这种探究一直延续到今天,所获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弥漫在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其众多的分支学科中.尽管以西方为主的世界学术界对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究,但由于其综合性和复杂性,这个研究领域仍然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困扰着相关学科的学者们,而且随着探究的深入和扩展还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人类文化语言学可以成为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 　　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思想史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学科扇面,而当代最活跃的几个语言学分支诸如语用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理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都可以从中获得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换言之,开展人类文化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直接介入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领域,而且还可以高屋建瓴地带动、推进和融合当代语言学分支的研究.
　　文化语言学的起步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重要资料.又如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概论许慎的著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例如法国的葛兰言（M ·Granet）、马伯乐（H ·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他们在本世纪初探讨东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下了多种有关著述.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语言学内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谙语言学,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不甚精确.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著.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 ,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 　　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可惜,在此后的30余年,在这条通向文化语言学的途中,却一直鲜有人迹.
　　编辑本段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
　　编辑本段文化语言学的成熟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
　　编辑本段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特色
　　本土性
　　第一,本土性.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本土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本土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通》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丢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 ,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观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多样性
　　其二,多样性.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 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不足的原因.
　　传统性
　　其三,传统性.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学者,在矫枉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时代性
　　其四,时代性.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定,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发展视野,这首先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闪耀.跨世纪之际,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实用性
　　其五,实用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服务.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次,现阶段的研究主动地向应用领域迈进,试图使语言学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外语界研究母语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对外语界、教学界的影响是显豁而深远的, “文化导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语言有机化合”等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译、广告、交际等等社会实用性十分鲜明的领域中,文化语言学也开始结出硕果.外语、对外汉语和民族语教学和翻译中的语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语教学中对汉语语言与文化和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
　　温和性
　　其六,温和性.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氛围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 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达到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氛围趋于客观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