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怎样?

墨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怎样?
墨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怎样?

墨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怎样?
一 、礼乐观
　　儒家十分重视礼乐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认为一个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对周礼情有独钟,他认为周礼借鉴了夏礼和殷礼,并做了应有的损益,在文化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认为,通过学习周礼,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过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生活,为为政者找到一种长治久安之道.尤其是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失序,在孔子看来恢复和弘扬周礼显得尤为重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又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第六》）而墨子主张“非乐”,在他看来“礼乐”是等级森严的封建领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具体表现和武器.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在平民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故此,出身贫贱、平民阶级中的一员的墨子猛烈抨击儒者所主张的“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的观点 .墨子在《非儒》中说：“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淫术,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以此讥讽儒教宗师孔子个人之矫揉造作也. 这确实击中了儒家的要害.儒家荀卿指责墨子主张节约,“慢无差等”,不容君臣有隔,有悖伦理,大骂墨子是“役夫”.
　　至于“乐”,墨子更是反对, 他认为在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社会里,王公大臣还整日歌舞升平,是在剥夺民衣食之财,故他在《非乐》篇中指出：“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楼榭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这是墨子“非乐”的根本原因,其真实动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
　　将儒墨两家的理论相对比,就可以看出儒家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而墨家是站在庶民阶级的立场的.冯友兰指出：“墨翟虽然没有明确地从根本上批判周礼,但上面所说的墨子这些主张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对和批判周礼”. 〔3〕(P65)
　　二 、 仁爱观
　　“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的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范畴.从总体意义上来看,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而墨家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此达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良好局面.下面着重从二者动因的差异来比较两种思想的不同.墨子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之比较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年第4期 第19卷第4期
　　儒家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仁……”（《论语·学而》）孔子“仁爱”的心理动因是“报恩心”,报恩心主要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是其他情感的基础.因为人一出生首先享受到的就是父母的怀抱之爱,个人最基本的利益是父母给的,因此必须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并规定了极其严格的丧守制度.如果能爱父母,便能推而广之爱其他人,如果不能爱父母,那又怎么去爱那些给我们的利益少于父母的人呢?所以“孝”乃为“仁”的根本.关于为“仁”的方法,孔子推崇“忠恕”之道,认为“恕乃可终身行之者也”,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只要孝亲,以同情心待人,便可达到“仁”的境界.孔子的仁爱是层层外推之爱,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是人心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但是,同样自然地是,别人对我的爱总要少于父母对我的爱,所以爱父母总要胜于爱其他人,爱是有差等的.
　　墨家认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贱,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毋使起.”墨子曰：“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又曰：“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贱；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调和；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仁者非之.”（《兼爱第十五》）与孔子强调爱的心理动因不同,墨子的兼爱强调的是功利动因.墨子的兼爱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是主体以自爱之心去爱与我相对待的客体.最终实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即唤起对方爱自己的目的,“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在墨子看来,修身是实现兼爱的前提,而修身的目的却在功名.墨子这种以功利作为出发点的道德修养思路较之孔子“以义为上”的修身原则,显然是停留在形而下的感性层面
　　墨子认为博爱无私,没有亲疏远近.天是兼爱的保证,天有意志,人顺之得赏,违之得罚.在《法仪》篇中,墨子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贱人者,天必祸之.”在这里,爱人不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免祸求福的功利思想在作祟.
　　综上所述,儒家不仅关注天,更重视人,注重人的内在修省即道德意识的苏醒和自觉,贯穿着道德的主体精神.儒家的仁爱除了以天作为外在的保证之外,还有内在的保证,更有一套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环环相推的可循之路.可以说,儒家的仁爱是天道与人道相融合,内在与超越相统一的爱.而在这点上,墨子是有欠缺的,他只注重人的超越层面和现实性的探讨,而忽视了对人的内在心性的探究.因此,儒家的仁爱易转化为实际,而墨家的兼爱作为一种博爱,虽然是对仁爱的超越,但在血缘关系起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就难免流于空想.
　　三 、 天命观
　　孔子讲“天命”.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不仅认为自然界的事情由天命支配,而且认为人的生死、贫富、贵贱、成败也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们应该承认天命,顺天命而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同时,孔子也认为人还是应该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至于人的道德品质,孔子认为完全由人自身努力所决定,与天命无关,他说：“为仁由己”.孔子没有否定天命,但对天命的威力做了限制,天命可以让人的某些正确的行为不成功, 但不能不让人做正确的事情.
　　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孔子的态度也是犹豫不定的,他对鬼神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基本上采取的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墨子批评儒家的这种模糊态度,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墨子对待“天命”问题的态度是坚决的.墨子曰：“然则天亦何欲何恶,无欲义而恶不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也.”又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见,必得罚.”又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天志》）他批判儒家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宿命论.墨子认为宿命论是暴人之道,是为不肖者开脱的,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认为“命”之一字乃堕落者之护身符,阻人自强或自新之路,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墨子极力反对,认为人若认命,则会安于命,而怠于行,则世界之进化终不可期,而人道或几乎息矣.因此,墨子提出“非命”、“尚力”的主张,号召人们强力而为,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 ,认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 .由此可见,在天人关系上,墨子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个人的富贵以及国家的治乱都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兼相爱,交相利”贯彻的程度,而不是预先决定的命运,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墨子比孔子表现了更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墨子则明确肯定了鬼神的存在.墨子认为,鬼神具有赏罚善恶的能力,其标准同于“天志”的标准.可见,墨子的“明鬼”与“天志”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都是督促人们实现“兼爱”的.墨子借天言志,借鬼言志,可以增强自己理论的力度,但同时也反映了手工业者力量的薄弱,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不可避免的具有空想性.冯友兰说：“墨子要证明鬼神的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 〔3〕(P65)
　　四 、墨学式微之因
　　儒墨两家的哲学思想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与功能上的互补.墨子一生所言所行,“形劳天下”,“自苦为极,以救世之弊”.但遗憾的是,两汉以后,儒家独步天下,而墨学日渐式微.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兼爱”思想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爱无差等”,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这实际上具有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观念的作用,理想很崇高,但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讲究“爱无等差”,必然会招致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反对.
　　其次,墨家反对骄奢,认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倡导 “节用”、“非乐”.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有财者勉以分人”,不多占取,要求人人都以满足生活之需为目标,要求人人有足够的给养.这种“绝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如同套在统治者脖子上的一副枷锁,有哪个皇帝老子愿意接受呢?
　　再次,墨家主张“尚贤”,抨击宗法制的世卿世禄制度,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臣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尚贤下》）他主张举贤不分门第,“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他还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这种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用人标准的思想,是一种进步的观点,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这样的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后,墨家的“兼爱”学说,本是一种原始的大同平等观念,这种理想很崇高,但单靠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根本不可能实现.墨子心中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照此理推之,众人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一切均服从于天子,哪还有“兼爱”可言?在当时那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中,天子是根本不可能实行“兼爱”的.墨家的这种思想反映了经济根基极为脆弱的小生产阶级对贫富悬殊、战祸灾乱的本能恐惧,而甘愿将命运交给幻想中的明君圣主.这种以“天下尚同于天子”为归结的思想,便成了对其以平等为特征的“兼爱”思想的内在否定.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再加上后来儒家绝对尊君的集权主义思想的冲击,墨学衰微便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