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古代对蒙古、新疆、西藏、西南、东北、台湾的历朝历代统治历史:最好包括发生的战争、政策、经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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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国古代对蒙古、新疆、西藏、西南、东北、台湾的历朝历代统治历史:最好包括发生的战争、政策、经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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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一词最早记录于10世纪.那时的蒙古被一个叫突厥民族的维吾尔族人统治,而后被Kyrgyz 于公元840年战败.蒙古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古时的蒙古人长期处于多民族、多部落纷争与合作的松散联盟状态,直到1206年当一个年仅20岁名叫Temujin的蒙古人出现才结束了这种状况,他经过顽强努力最终统一了绝大多数蒙古部落. 在1189年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为山峦.他整和了将近20万人的一支忠实于他的军队,根除了乱世纷争并在现今Karakorum(哈勒和林)建立起了他自己的政权中心,而且利用蒙古优秀的经过精挑细选的takhi马创建了自己的骑兵军队开始进攻中原并向西进攻其它国家.到他1227年去世,蒙古政权领域从北京延伸至里海附近.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统一的蒙古政权.他的后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政权(1279-1368年)元朝.1911年12月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宣布“自治”.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外蒙古起事,同年7月11日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mongolia).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并以此作为苏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公投的结果.1950年中国政府宣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1992年2月改名为“蒙古国”.
新疆: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
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西域同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源远流长. 很早以前,我国的丝及丝织品便中经西域远销南亚和欧洲,古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沿此以往,这条横贯东西的贸易通道被后人统谓作“丝绸之路”.
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匈奴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张骞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不久,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在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而切断了匈奴同氐、羌诸部的联系.尔后汉朝同乌孙的联盟使匈奴在西域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员.
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汉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复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各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汉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极大地带动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同时, 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并经此西传欧洲.此外,伴随着屯田士兵而传入西域的还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代田法,还有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等.
西域的手工业,如陶器制造,毛纺织品,玉石制造业技术工艺俱有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新疆广泛流行汉朝的五铢钱,和田马钱以及安息银币等说明了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商业水平.
现有的石窟壁画和大量的汉文记载都说明当时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并给内地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出现了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以及回鹘西迁,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子阗王国、喀喇汉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
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1271年改国号为元.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元、明两代,西域各族人民为保卫和开拓祖国边疆、繁荣西域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这对于我国西北疆域的最后界定,新疆各主要民族及其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间、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回归祖国.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各族人民反地外国入侵,反对分裂以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任务更为繁重.新疆同祖国的命运越来越密切.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皇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扩张之后,开始蚕食侵占我国领土.1860年到1851年前,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订》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由于清朝衰落,毗邻新疆的中亚浩罕国受沙俄指使,妄图通过吞并新疆来进一步控制中国.一些反动和卓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城掠地,无恶不作,给新疆人民带来沉着灾难.沙俄又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打着保护和代守的旗号,公然出兵占领伊犁.新疆面临为外国瓜分侵占的危险.
清政府在经过一场所谓“海防和塞防密瓜”的争论之后,西北防务生新得到清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令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入疆顺应历史潮流,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光绪三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到天山南部诸地,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覆没.
光绪七年二月,清政府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经过与沙俄艰苦的外交斗争,几经周折,终于达成《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中国以赔款和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作为代价.1882年,伊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乌鲁木齐.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
清朝对新疆的经营,无论是规模和范围皆远胜从前历代,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1、屯田戍边,农垦事业规模空前.2、移民及人口增长.3、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4、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5、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
清王朝进入公元20世纪后,已是穷途末路,气数临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新疆的土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不久,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计划于迪化城策动起义.因叛徒出卖而失败.翌年,以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起义成功.宣告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之后因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资产阶级领导的伊犁起义失败.但伊犁起义作为新疆各族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埋葬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斗争功不可没. 伊犁起义还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情和斗志.
杨增新窃取伊犁起义成果,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推行愚民政策,镇压不同意见.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在统治新疆17年后,终于死于统治集团内讧.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社会动乱进一步加深.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
1933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大突阙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破坏国家统一,但由于人心向北,几个月后就覆灭了.
盛世才是一个典型的反动政客.摆出一付积极治理新疆的虚伪面孔,积极发展同苏联的联系,妄图利用苏联人的支持保持自己“新疆王”的独裁地位.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和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于1936年形成“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同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盛世才同意我党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滕代远任主任.随后,党中央派遣了一百多位党员来疆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取得的成就使盛世才十分不安,1939年有意制造磨擦,冷淡关系.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公开与苏联、中共彻底决裂.制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捕杀中共党员,残酷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党员,抛弃六大政策,投向国民党蒋介石.
新疆沦入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后,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政治局势的恶化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
三区革命是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在苏联的支持和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
西藏:【元朝】元朝统一藏族地区,扶植萨迦派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开初,元朝在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作为管理整个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还为此在河州居住两年多.后来因为所辖地面太大,又在康区设置一个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圆寂后,元朝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卫藏设置一个宣慰司.这样,到元朝中期时,整个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区,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区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区的各个部分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由于元代藏族地区又被归入“西域”的范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作西番),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习称藏族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这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出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势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准备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讨论应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三十七)(5)这是汉文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观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目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闻套裘连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众西援,以求报复.····”(6)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而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此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文献记载】在《清实录》中,“西藏”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7)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可也.”《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目今诡谋密计,买瞩藏番撤兵,仍将经制弁员送与藏番为质.”《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疆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时又说:“····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可见在这一时期,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呼也开始出现.
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8)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