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具体影响

儒家思想的具体影响
儒家思想的具体影响

儒家思想的具体影响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儒学在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儒学对欧洲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耶稣会士向欧洲传播儒学200年 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得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为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进而发现新大陆、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术和武器.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加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有人说,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新大陆,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发现了东方文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 从1598年利玛窦在中国把“四书”译成西文,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儒学对欧洲影响日甚的200年.其中,前100年是以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沟通东西文化为开端；后100年则是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582年,利玛窦随范礼安等耶稣会士,从印度果阿出发来到了澳门,经过严格的中国语言、文化训练之后,于1583年9月10日,取水道沿西江而上,进入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肇庆.从此,基督教开始了第三次向中国传播,也就揭开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新篇章. 利玛窦于1601年,应明万历皇帝之诏住进了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国传教历经艰辛,前后长达28年.利玛窦在华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读儒家经典,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标致”之人. 利玛窦企图从这些经典中寻找“儒耶对话”的切入点,探讨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利玛窦认为：“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是中国的圣哲之师”,因此,“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 利玛窦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四书》“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与人合作,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以帮助在华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在16世纪的中叶,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译为西文.他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传到中国,使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同时他又把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传给了欧洲. 《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利玛窦是欧洲汉学家当之无愧的始祖,他对于欧洲的汉学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儒家思想精髓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