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苏轼的相似处

陶渊明与苏轼的相似处
陶渊明与苏轼的相似处

陶渊明与苏轼的相似处
陶渊明出宦海而归南山,是因为自己厌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想要一个“干净”的自己,他对官场的“规则”有着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两袖清风,也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可是他的意志毕竟无法端正其他同僚的行为.所以他选择绝宦海而生南山.
　　苏轼夜游承天寺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被执权者采纳,而且自己在朝堂的地位也受到了对立党派的排挤和打压.所以自己不得不抱着怀才不遇的惆怅,被逼无奈的离开自己欲大展宏图的官场.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离开是毅然决然的,而苏轼是心有不甘的无奈之举；陶的离开是因为自己的正确的“强求”,而苏的离开则是做好了自己,别人如何那是别人的事,他显得比较“随和”.
　　虽然苏陶二人都闲居于朝堂之外,但出发点是不同的.陶的闲居是一种主动寻求到的“出路”,幽幽南山是他余生的舞台,而苏轼的闲居却是被动的“退路”,承天寺只是他命途中的一座“驿站”.
　　东坡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不同. 苏东坡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人民安居乐业.苏东坡虽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胸怀一颗激荡挚诚的心,一腔凌云冲天的志气,一身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即使他宦海沉浮不定,仕途艰难险恶,也不会穿上衲衣,离开仕途,远离尘世.即使归隐田园,他也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而比起苏东坡所处的时代,陶渊明则显得不幸得多.他生活在东晋后期,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政治极为黑暗.当时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 陶渊明同样身遭门阀制度的排挤.处在那样的时代,无论他怎样的少年好学和知识渊博,也无论他所写的诗、赋、文如何出色,都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陶渊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的社会根源.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典型意义不同.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他以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经历、巨大的成就,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在历代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毫无疑义,他的成就远非任何一个今人所能相比.借用林语堂评价的话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
　　官场中人或者山野隐士更具有多样的才华,丰富的感情,幽默的语言,豁达的心境.
　　而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又是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流的代表,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贵精神上来,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苏东坡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缘由不同.苏东坡是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的境况下,被逼无奈地来到贬谪地黄州的,不但过着躬耕自食、极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朝廷赐死,丢掉卿卿性命.好在苏轼是阔略旷达之人,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黄州,他依然能苦中作乐,安贫乐贱,灾难舛途和艰难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坚定的人生信念.在黄州过田园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时,才寄情于山水间；他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风,饮饮酒,写写诗的闲适日子,有朝一日,他还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陶渊明与苏东坡最大不同的是,他是自愿辞官归隐.只要自己愿意,他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吃腻那“五斗米”.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归隐后,陶渊明每天心甘情愿地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这种归隐生活,使他像一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毫无疑问,他归隐以后尽情享受着“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这可以在他自己所创造的诗境里找到依据.
　　比照苏东坡和陶渊明的一生,我们也可挖掘他们的许多相同之处.
　　两人的才学、为人和为官以及对待进退的态度,历来被中国的读书人视为典范.在才学方面,他们皆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文都写得非常出色,是中国文学史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大家.在为人方面,他们能在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方面,他们都能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在人生态度上,他们即使归隐田园,过着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孟子所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的内涵,在他们身上则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苏东坡和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生活境遇和心愿相似.他们都亲自耕作,亲自修建草房,过着清苦的生活.但陶渊明的洒脱是苏东坡所向往的.可以说,陶渊明是寄托于山水,苏东坡则寄托于陶渊明,也就是两人都寄托于山水.苏东坡有《江城子》一词为证：“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他还“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在黄州,苏东坡也的确过上了与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苏东坡和陶诗多达四十七首,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之情.而这种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相似.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为苏东坡所景仰,因而,苏东坡到惠州后,能积极去履陶渊明的足迹,如“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做三士图.”“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等零星诗句,可管窥诗人胸臆之一斑.苏轼觉得自己可与葛洪、陶潜画为三士图,并作逍遥游,追求回归自然、质朴闲适、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可见他决心以渊明为榜样了.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当然,从客观上讲,苏东坡的人生境界虽日臻脱俗,但比起陶渊明的境界来,终究略逊一筹.毕竟两人个性与追求大不相同.因为陶渊明隐而不仕出于自愿,东坡则出之无奈.难怪东坡“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东坡与陶渊明过着“躬耕自食”的生活时,他们的妻妾都能安贫乐贱,与他们甘苦与共.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其夫人翟氏,始终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归隐之初,他们“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维持生活,然后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即使在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落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一样不怨不悔地与他固穷守节.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手头拮据,入不敷出,时常都有断炊之忧,过得极其清苦生活,幸亏夫人王闰之与侍妾王朝云甘愿一直布衣荆钗,与他一起共同劳动,躬耕自食,并在农民的指点帮助下,共同修建五间茅房.在妻妾的得力辅助下,东坡在黄州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四年时间.夫人王闰之死后,贬谪惠州的苏东坡即使在 “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凄凉晚景下,侍妾王朝云依然不弃不离,对他深情款款.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能歌颂劳动,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接近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官吏,能够做到早出晚归辛勤耕作,能够与劳动人民打成一团,这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见的,他们劳动的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们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不仅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还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苏东坡说自己“我是识字耕田夫”,陶渊明在诗中说：“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