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1949年后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1949年后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1949年后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中国导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战略资源的反差,以及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旧体制、旧利益格局之间的激烈碰撞
　　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出巨大挑战.5000年来农业立国的历史与传统,面临着同时完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理念、思想、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发生激烈冲撞与交锋,13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自觉与否,均同时步入一个超级大课堂,不断学习、解决从内心的互相认同直至大国关系这样的课题,共同谋求适应、推动这一亘古未有之变.
　　从个人的全面发展,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建设,微观与宏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交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启航.平稳、安全、快速地驶过这段充满风险的航程,对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开放冲击
　　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态势,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为6％,是1982年的5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一.
　　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
　　●艰难承受的经济之“重”
　　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十分显著,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说,目前外贸增长更多的还是源自数量型的增长.
　　赵晋平分析,2004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5．4％,出口价格上升了5．3％,而进口价格上涨10．3％,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在下降,这说明中国从外贸中得到的国民所得不高,对外贸易还是依靠数量型增长,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扩容,中国进入第二次重化工业扩张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调整改造,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开始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发展.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加快增长,这带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以及各类设备的需求.伴生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短缺,导致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电力等部门高速增长,同时也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弊端重新抬头.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张立群认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2004年我国有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价格一路走高,石油进口亦跃居世界第二,而铁路的请车满足率只达到35％.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煤电油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安全生产事故增加等都敲响了警钟.
　　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障我国外部资源、能源供给安全性.赵晋平说,目前,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尽管我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我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回避不了的现实,也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讨的课题.
　　●体制竞争亟待出手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档次.从产品竞争进入产业竞争,从经济竞争进入体制竞争,变革的压力已由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社会领域.
　　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与发展质量是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中国,体制束缚尚未完全打破.张立群认为,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需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即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机制,而目前仍有一些体制弊端影响企业的自主性,这包括市场和产业准入规则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过多,国有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机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风险应对机制、防范、监管机制等仍是在过去尚未完全实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确定的.赵晋平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相互影响非常直接.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内.因此,需要在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建立风险防范应对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体制的应变性.这将直接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倒逼”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正是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症结”.从目前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
　　在改变经济调控方式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要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张立群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较大.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以后,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而这是政府必需解决的.
　　●学会驾驭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进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加入世贸组织到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涉及产品约4000种,涵盖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纺织品等已逐步成为国外对我反倾销的热点.
　　赵晋平认为,今后的贸易摩擦将会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国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特别贸易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商品加以限制并保护其国内产业；二是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非传统的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来设置更多的障碍；三是我国面对的知识产权纠纷有增加的趋势.
　　面对这种冲突,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驾驭世界市场的能力.赵晋平认为,这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容：首先,如何在多边体制中更多地发挥中国的作用,以影响规则的制定.入世前3年我国主要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适应世贸规则的要求,履行世贸组织成员的职责和义务.下一个阶段,我国需要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使得规则的制定能够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次,推进区域贸易安排.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一大趋势,加入这一进程,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安排,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多边机制下的合作能力、合作质量和水平,也有利于双方建立资源互补或优势互补型的经贸关系.最后,妥善处理双边关系.贸易摩擦和纠纷大都发生在双边关系的范围内,处理好双边关系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文 ／ 记者 袁 元)
　　调控博弈
　　在一年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明在2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投资主体.
　　“2004年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惊心动魄!”窗外响着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在年关即近的苏南某市,市委宣传部长梁雄向记者坦言,“说实话去年年初市里雄心很大,什么都想干,对中央的调控政策有抵触.但不论是雄心还是积极性,都忽略了协调发展这个大概念.”
　　他声称幸亏该市最后刹住了投资“虚火”,否则按计划把“摊子”铺开,现在难以收拾.
　　●驯服过热
　　无农不稳.此轮经济过热的警号首先从农业发出.200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达9．9％,二季度受SARS影响增幅仍达到7．9％.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出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15亿亩以下,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粮食大幅减产至8600余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为10年来最低.
　　2003年秋,粮价上涨,对物价指数产生向上牵引.但当时学者对经济是否过热意见不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信号失灵.进入2004年后,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
　　为此,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即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当年“两会”期间,某省官员说,“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
　　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集体抵制”宏观调控的情形.典型代表就是铁本事件和嘉禾事件,一个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另一个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
　　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结果就是,尽管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超过40％,而且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石油消费却是世界第二,钢材消耗占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国民经济运行绷得紧紧的.
　　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月26日发改委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了资本比例调整；4月27日,国务院发文,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发文,对钢铁等十大行业固定资产全面清理；4月29日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暂停”政策,同日银监会以电话方式通知银行严控信贷……
　　这些举措被称为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其特点被发改委主任马凯总结为,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套“组合拳”迅速带来了宏观经济高烧的退却.短短的3个月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下降到5月份的18．3％.经济运行2004年下半年开始步入稳定.
　　●体会科学发展观
　　“飙车”的经济被“点刹”平稳了,这使中央决策者更加认识到,长年对GDP的崇拜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解开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端正我们既有的发展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宏观调控不应是对发展的限制,但就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而言,还得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从强烈的政绩取向、自利冲动中挣脱出来,把加快发展的动力引导到投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清除垄断壁垒上来,引导到转换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上来,引导到理顺利益关系、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公共服务上来.
　　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王梦奎强调,“现在国内外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得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经济增长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才能趋利而避害.”
　　观念是一方面,既有的体制设计也让地方难以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惯性.比如在传统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要提高当期财政收入和吸引外资,土地政策优惠是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指出,“地方政府要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闹事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据了解,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地方政府无视了宏观调控的种种信号.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深化政府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如果说20多年来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