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背景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背景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背景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背景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体育（1966——1976）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使“左”倾错误方针席卷了全国.随后的红卫兵运动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煽动起全国性各行各业的“造反”风潮,使各级领导相继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批斗.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体育系统内的领导干部也难逃被冲击和揪斗的命运.1966年7月开始,各省、地、市级体委都停止了正常的工作.1967年3月,“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级体委,紧接着在1968年,“革命委员会”控制了各地的体育系统,成为临时的权力机构.由于领导干部被批斗,无法再进行正常的组织工作,体育系统陷入了瘫痪状态.当时,搞体育业务工作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而遭到批判,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再者,在扭曲的政治大环境下,体育活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行为”,竞技运动被等同于“锦标主义”,人们只能采取不参与的姿态躲避麻烦.专业运动员都停止了正常训练,群众体育几乎消失.1967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一整套竞技体育管理制度被废止,整个训练和竞赛体系完全崩溃,国家队和各省、市、自治区运动队多被解散.据统计,当时仅足球队就解散了47个,1124名足球运动员和115名教练员离开了球场.没有解散的专业运动队也都被停止了正常的训练,运动员主要精力用于搞批判,由于缺乏组织管理和教练员的指导,再加上没有参加国际和国内比赛的集会,运动员水平急剧下降.从1967年初到1969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竞技体育比赛在中国几乎绝迹.
1969年6月9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因遭受各种迫害致死,这一时期,各级体育领导干部、教练员、运动员尤其是海外归来的运动员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遭到了揪斗批判,有的被勒令反复检查交代“罪行”.1968年,著名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因不堪迫害相继含冤去世；9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黑龙江体委系统近1/3的干部和教练员被隔离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投入监狱,竞技体育系统全面崩溃.
文革开始后,学校是整个浩劫的重灾区,在新闻舆论的煽动下,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处于混乱状态.1967年,中央要求全国学校“复课闹革命”,虽然恢复了上课,但体育课被军体课取代,主要学习解放军的队列、投弹、刺杀等简单动作,以往的教学内容因属于“资产阶级教育”范畴而被取缔,很多学校干脆用劳动代替军体课教学.由于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被占用损坏,学生课余时间主要是“民兵训练”和“学军活动”,课外活动几乎取消.
与学校体育一样,文革初期,群众体育活动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骤然降温.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间,除了在每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举办的游泳活动外,只有少数干部职工参加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手持《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活动.受迫于当时上纲上线的恐惧,人们不再进行娱乐性体育活动,再加上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很多都被用作搞揪斗的集会地,群众体育几近消失.文革初期,由于农村特殊的社会环境,农民体育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但与“文革”前相比,无论从规模和内容上都已经大大萎缩了.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活动,某种程度上使得城市学生为农村体育的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政治局势有了好的转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学生的军体课中开始加入球类项目,各种良莠不齐的业余体校也开始出现.1973年,第1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召开,1974年,我国参加了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获得了田径和体操共14块金牌.1971年之后,群众体育也开始升温,各种长跑、游泳和篮球比赛在全国各地兴起.据统计,1972、1973年河北唐山职工参加篮球比赛达两万多人次；江苏无锡市“每年夏天参加游泳的有80多万人次”；1973年西藏自治区为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21周年,在拉萨组织了120多场篮、足球比赛.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各种纪念日、“重要讲话”、“最高指示”都成为群众组织体育活动的名目,群众体育的陡然升温是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畸形状态,没有长久存在的土壤和条件.1976年初,“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体育轰轰烈烈的形式难以为继,再次陷入低谷.
在竞技运动方面,“乒乓外交”的成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开始,中国队获得了四项冠军,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支参加世界性比赛的中国体育代表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在这届世锦赛上还发生了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4月4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情急之下误上了中国队班车,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上前交谈,并赠送科恩礼物,这件事后来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为中美外交打开了冰川.紧接着,中国乒乓球队担任了中国外交的先锋,先后访问了日本、阿联酋和加拿大等国家.同年11月3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开幕,4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是文革以来我国第一次主办国际大赛.“乒乓外交”也同时开启了中国体育其他项目与外界的联系.同年,中国篮球队先后访问了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在中国队出访同时,其他友好国家也来中国访问,仅1972年,就有20批运动队359人应邀来华访问比赛.我国与其他国家体育代表团的互访,在当时主要充当政府之间的友好使臣,政治意义大于比赛本身.
在国内,从1971年开始,全国各地专业运动队开始重新组建,各省市召开了不同规模的运动会,打破了竞技体育的沉寂局面.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为革命而练”、“为革命而教”的积极性很高,进行了有计划的严格训练,把大多数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在国内开展开来,体育界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搞“政治学习”和“大批判”,甚至还有“赛前批判会”,对训练和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不过,体育工作者通过艰辛的努力,憋着要把文革前期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劲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73年11月16日,中国恢复了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成员的合法权利,1974年9月,中国在伊朗德黑兰第一次参加了亚运会,获33金、64银、27铜,列奖牌榜第三位,开创了中国正式参加亚运会比赛的历史.1975年9月12日,“文革”10年动乱中唯一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共有7302名运动员来京参加了23个项目的比赛,我国竞技体育达到了复苏后的高峰.不过,这届全运会不久,“四人帮”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体育界也未能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工作被污蔑为“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很多国际国内比赛受到干扰,竞技体育再次跌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