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体现在何处?最好举实例

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体现在何处?最好举实例
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体现在何处?最好举实例

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体现在何处?最好举实例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未来的发展,本报采访了四位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王鸿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周绍朋.
经济观察报：未来几年里,中美双边关系将怎样发展?
王鸿刚：美国2012年大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中国议题化了,很多人说这是竞选语言,中国方面也表现出少有的淡定,但我认为这次的淡定并不充分.美国两党共同讨论中国,集中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形态或军事威胁,这发出一个重要信号,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及民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核心议题,而且这种关切,并不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失.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竞争关系,相互主导下一站中美关系的基调.这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最终还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王孜弘：美国大选中关于中国因素的各种讨论,是大选体制下的结果.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比较密切,自然受到的关注更多些.过去四年,美国经历了一个缓慢复苏的过程,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衰退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这种复苏并未破坏市场规则,这一状况对中美关系没有多大影响.
曲星：目前中美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斗争,这一模式是30年来磨合出来的,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双方都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触碰.中美经济相互间的高度依存,也决定了双方承受不起大的变故.
经济观察报：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王孜弘：中美关系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各自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一方经济萎缩,那么合作的余地就会受影响,比如美国前段时间经济萎缩,对中国的进口就少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双方安全因素的考虑.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将如何深入,一定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曲星：经济方面,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汇率问题、能源问题将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即产业空心化,经济比较脆弱,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如果推行再工业化,美国对制造品的进口会有所减少,对中国制造业成品的依赖程度会相对降低,不过这样汇率方面的压力会小一点.
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问题,并有意减少这种依赖,而同时中国在能源上的对外依赖在增加.如果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程度高一些,其抑制国际石油价格过高的关切度可能降低,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一些微妙影响.另外,在新能源合作方面中美还有一些空间,但美国出于经济以外因素的担心,这种合作现在没有办法进行.
周绍朋：中国人均收入将会有大幅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购买力的大幅提高.美国在消费领域潜力已经饱和了,中国的市场对其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中国越来越强调进口、减少顺差、促进贸易平衡,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发展,是有利的.
经济观察报：舆论将中国看作美国的一个竞争对手,美国国内也不乏这样的说法.
王鸿刚：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局部的.经济规模和质量、综合实力都有很大差别,并不等量齐观.中美之间肯定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独特的,高端产业、创新能力、货币主导权及份额的竞争,所有大国间都存在.中美竞争关系受人关注,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很大,因而不确定性也很大.中国可能会成长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但经济的可持续性、政治的稳定性,在美国看来这些都是存在疑问的.所以不宜过分夸大中美关系的独特性,那实际上是给中美关系布了一个不易破解的局.中美关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某些领域.
王孜弘：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肯定是越来越密切,但如果比较两国的经济总量,最近几年差距虽有所缩小,但相较于30年前,两国的差距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最近这几年的缩小,原因不好说,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增速有关,也与人民币有关.
经济观察报：关于最近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比如三一重工投资遇阻,原因上现在有一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争论,您怎么看待?
王孜弘：这些纠纷实际上就是商业纠纷,美国的调查是很正常的.美国和日本、日本和欧洲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用扯到中美关系层面.中国如果觉得某个美国企业有补贴,也可以去调查.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有补贴,也有可能是判断失误,很正常.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相对于小布什时期有点多,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两国关系.能不能上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度也要区别对待.
曲星：华为、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其实更多是政治考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因素,是两国之间大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核心企业会有顾虑.美国政府也知道这些企业的投资对美国有益,但如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损害.大选之后,这种因素短期内很难消失,随时会被提及,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可能随时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中美之间在亚洲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也会影响中美互信的建立.
周绍朋：贸易摩擦在中美之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政治因素会起到作用.以贸易状况来看,两国之间依存度很高.长远来看,排除临时性的摩擦,中美之间的贸易发展还是有前景的.但同时,中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很快,两国在技术方面差异会缩小,随着技术进步,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结构也在提升.这样,中美之间商品的互补性减小,重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从原来互补性到有一些竞争,当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在贸易上会有一些影响.
经济观察报：中美以往在制造业领域,可以概括为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会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国工业的再工业化发生转变?
王鸿刚：短期内中美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会变,比如美国公司到中国投产,这种基本链条还是存在的,但有一些新变化.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上升,中国的投资环境对于美国来说并不那么宽松了.美国一部分在华投资公司,在不断向国会抱怨他们在华投资的环境,投资阻碍在增加.这决定了这种双边基础在发生松动.另外,中国企业对美国开展投资,是中美两国都乐见的,美国的地方州政府表示欢迎,但华盛顿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对大中型国企存在疑虑,所以新的现象就是,中国对美投资会出现欢迎与拒斥、合作与竞争的并存.美国要恢复的是高端制造业,美国一直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天生要贴近消费者,所以这部分制造业本来并没有受到影响.短期内中美之间在制造业领域不会有严重冲突.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往高端走,可能会遇到美国的障碍.
王孜弘：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美国70%的GDP靠消费拉动,中国主要靠投资特别是出口推动.美国的制造业回流需要调整,也需要技术升级,不是简单地把在中国的生产流水线拉回去,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领域.这种格局没有变,中美发展模式不同,这是一个合理分工.
经济观察报：货币领域,美国会怎样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王鸿刚：美元和人民币的关系对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不是问题,中美双边贸易还是美元结算,关键是在东亚.美元的基础是在中东,只要石油用美元计算,美元就没有问题.国际贸易方面,现在开始出现人民币结算.目前,东亚地区甚至太平洋西海岸地区是否用美元结算,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亚洲正在产生的货币一体化趋势,对美元的削弱是存在的.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会有一个相对平和的考量：人民币和日元无法完全捆绑.即使捆绑了,短期对美元也很难产生较大冲击.即便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了,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足够紧密了,仍旧存在信誉、使用路径的问题.货币使用是一个长期问题.人民币力量上升取代的可能是欧盟的份额,美国始终保持一个大盘子,会采取比较平和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