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的演变
秦代的赋税制度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恒帝、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手续简化,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3）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4）两税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钱）,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对两税法的评说：（1）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作为征的标准,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说,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量入为出”.（3）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
五代的赋税制度
五代之际,战乱频仍,统治阶级虽说沿袭唐代的两税法,但是,实际上是横暴敛,锱铢必取,已无税制可言.
地税和丁税
元代的地税和丁税,在太宗时期规定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军食不足,增为四石.继定利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亦称驱口）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春土地之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秋税和夏税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征收夏税.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科差法
太宗八年（1236）始行“科差法”.其名曰丝料、包银.“丝料”,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
经理法
《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曰经界,在金曰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统治者,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延佑二年（1315）,仁宗遂下诏废止经理法.
普查土地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土地和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
1、鱼鳞册
据《广治平略》记载：“履亩丈量,图其田之方圆、曲直、宽狭,书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谓之鱼鳞图册.”鱼鳞册是土地清册,它是征收赋税的依据.
2、黄册
所谓“黄册”,就是户口簿,以此作为科派差役的依据.据《明史·食货志》所载：“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
明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明初的田赋,分夏税和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均得以银钞钱绢代纳.例如,米一石,折银一两,钱千丈,钞十贯.麦的折算比米减十分之二.凡以米麦交纳者,称为“本色”,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称为“折色”.
征收的税率,一般通则,官田亩税五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划塌地三合一勺等等.浙西地区土质肥沃,税率较重,苏、松、嘉、湖、杭,皆为重租地区.
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代前期赋税制度的尚称严整,但日久弊生,狡猾之徒,逃避赋税,贪官污吏,受贿枉法,使原来的赋税遭到破垭.鱼鳞册和黄册与事实不符,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册,名曰“白册”,破坏赋役的依据.以致富户权贵,田连阡陌而不纳税,贫苦农民往往“产生而税存”.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必须重新清查土地和户口,改革赋税制度.万历六年（1578）,明政府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包括勋戚的庄田和军屯在内.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顷,比弘治时税田多出300万顷,“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明史·食货志》）.
万历九年（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1）把各种目的的赋税和徭役,合并为一种,都按田亩计征,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
（2）取消了“力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统由官府雇工应差.
（3）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
（4）改过去的赋役催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
“一条鞭法”新税制,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并为一条,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2000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可以说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条鞭法”的实行,对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安全社会秩序,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各地贯彻实行时,受到种种阻挠和破坏,时有反复,终不能彻底实行.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沿袭明代的旧制,以田赋和丁役为国家的主要赋税方式.
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额.
所谓“丁役”,就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壮丁）,每人每年为国家负担一定日期的无偿徭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货币数量日益增多,于是国家对田赋和丁役,除了征收部分粮食（漕粮）之处,其余征收货币.这叫“折征”和“丁役银”.
顺治十一年（1654）颁布的《赋役全书》,详列了田赋和丁银的缴纳规定和办法.
1、田赋
根据《清朝会典·食货志》记载,田分上中下三则,按等级税率征收.“征收办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粮（米）,有杂粮（麦、豆、荞、麻等）.折征者,如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
2、丁役
各省多寡不等,据《清朝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率沿明之旧”,“有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清代的地丁制度,其中所谓“地”就是“地赋”；而“丁”就是“丁银”.地赋是土地税,丁银是人头税.
清代初期的赋税制度,除了田赋和丁银以外,还有其它种种附加税.
（1）火耗：又叫“耗羡”,是把实物换为银两后,因零碎银熔铸成整块上缴时有损耗,因此,征收田赋时,加征火耗.实际上,改铸银两时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实际征收的火耗则多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或者更多.
（2）平余：是收税时,每正税银两百两,提解六钱的附加税,以充各衙门之用.
（3）重戥：重戥是用银纳税过秤时,将戥头暗中加重.
（4）漕折：就是各省运往京师的租米（漕粮）换算为银两时,任意决定换算比例而不利于纳税者的差额.
清代后期的“摊丁入亩”
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就是将田赋和丁银合并在一起的单一税.实行“摊丁入亩”,有利于贫民,不利于富室,因为富室地多而丁少,贫民地少而丁多,采用这种赋税制度能解决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有利于农民安居乡里,致力于生产.“摊丁入亩”简化和税种的稽征的手续,是清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宋的赋税制度
北宋的赋税分民田税、官田税和身丁税等多种,现分述如下：
1、民田税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
“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2、官田税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3、身丁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4、杂变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5、和籴与和买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南宋的赋税制度
南宋统治集团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实行苛刻的赋税政策.秋夏田税、身丁税、折变、和籴、和买等,均较北宋定额为高,而且新立的税目和正税附加,也是名目繁多.
1、经总制钱
绍兴五年（1135）总制司使孟庚创立“总制钱”,后来与北宋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其征收办法是：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1000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秋夏两税（正税）的三倍.
2、月桩钱
所谓“月桩钱”,是南宋时期为佳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赋税.
3、版帐钱
所谓“版帐钱”,是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借口供尖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
4、附加税
南宋时期,除了正税（秋夏二税）以外,还有以下各项附加税：
（1）耗米：官府收税时,每纳米一石,要附加耗米五斗,甚至一石.正耗以外,还有什么“明会耗”、“州用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秋粮,要加耗一石多.
（2）折帛钱：在帛价上涨时,要农民在夏税纳绢时,按时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在绢价降低时,折帛钱照收.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3）和预买：南宋时,官府向民间买绢,当时并不给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和买绢也名存实亡.官府不偿值,凭空课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4）预借：官府经常向民间预借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税目有秋夏两税,免役钱和田宅买卖的契税钱.
（5）课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任意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秋夏两税的多寡来征收,有时秋税米一石,要课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课配七八贯.
两宋的几种“均税法”
1、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
北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倡“方田法”.所谓“方田法”,就是清丈,清其契籍,丈其顷亩,使隐昌者无所施技,而有税无田者,可以豁免牵累.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以田之肥瘠,定税之上下,使赋税负担合理.所以又称“方田法”为“方田均税法”.据《宋史·本传》记载：“方田方法,以东南西北各千步当四十顷,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划,验地色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帐,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方田法提出之后,时行时废,神宗行方田法,哲宗废方田（1086）,徽宗又复方田（1104）,至宗宁五年（1106）又罢方田.
2、李椿年的“经界法”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李椿年受命主持经界事宜,先在平江府（江苏吴县）设经界局,开始试行“经界法”.以乡为单位,清丈田地,核实顷亩,厘订田地等级,制定税率,然后按官户、民户分造砧基簿,簿后附有地形图,官府即按此簿征税.“经界”一词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一语.所谓“经界法”,就是查实田亩,均平赋税的措施.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十二年,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十七万有奇,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人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由此可见,经界法的实质是：欲使“田尽登籍,田皆出税”而已.据《通考》记载：至绍兴十七年（1147）“两浙经界已登者四十县”.绍兴十九年（1149）,虽说经界法有成,但李椿年却于同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而被罢官.
3、朱熹的“经界法”
自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罢经界法后,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而有经界制度之复治,又四年而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所谓措置经界之举,而竭力为之者,朱熹也.朱熹知漳州,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经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经界之法者,其留意之点,无非在“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故推行“图保”以定籍,随田定产比均税.朱子所为当为一般地主所不喜.朱子已认识到此点：“盖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喜之者,多单独困若无能之人,故虽有诚奶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众听.甚者以资贼为辞,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恶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