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湖湘文化

介绍一下湖湘文化
介绍一下湖湘文化

介绍一下湖湘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早期母体,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作为独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则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时代.湖湘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齐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有着爱国亲民、务实经世的共同点,但由于它形成的历史时代、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因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其一,湖湘文化自形成伊始,就广汇百家,具有多源、包容的特点.湖湘文化从它形成之日起,就融汇了百家精萃.周敦颐创建的理学,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老庄道学、释家佛学而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三教合流”的先河.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湖湘文化主要的思想渊源.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创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上,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精研主义,点评异同,去伪存真,从而创立了别开生面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清代实学思潮的哲学基础.中国近代启蒙先驱魏源,他的《老子本义》、《墨子章句》、《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等也集兵家、道家、墨家、儒家各派学说的精华.至于谭嗣同的《仁学》,杨昌济的哲学、伦理学,不但融汇了《春秋》、《论语》、《孟子》、《庄子》、《墨子》等中国传统文化各家经典,而且吸收了近代西方各派学术思想,真可谓学通中西,道贯古今.所以,从各个历史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来看,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包容的,它不偏一说,合众家之长,博采群秀,扬长避短,使之具有时代的适应性和开放性.戊戌以后,近现代湖湘学人,弘扬了这一学风.
其二,湖湘文化深藏民主启蒙意蕴和吐故纳新的精神.传统文化的弘扬,外来文化的吸纳,离不开评判、继承、开拓和创新,湖湘文化颇具这一特色.屈原的《离骚》、《九歌》开一代新风.王船山大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观,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主张对孔孟儒学、老庄道学、魏晋玄学、佛理禅学等,都应“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对历史循环论、复古论、宿命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文明是向前演进的思想.王船山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否定封建专制,在思想文化上批判唯心主义,充满着民主启蒙和吐放纳新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后学.魏源以经世致用眼光,力主扭转那种“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乾嘉考据学风,提出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
他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主编了《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情,倡学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评判、探索和创新进取,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是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之所在.
其三,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是多成分、多层面的,具有两重性.湖湘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积累的思想成果.它植根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多属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近代湖湘文化,精华、进步、开放、趋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护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近代湖湘文化这种多层面、两重性,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表现在该学派的群体和思潮之中.如被目为清末湖湘文化化身的曾国藩,一方面摒弃了一般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的通病,提倡经世致用,取各家之长,用于实践,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仿西洋之法”改革军事,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建立新式海军和近代军事工业,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中有他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怪圈,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管理方法、西医西药、修筑铁路等先进科技知识,不仅不引进、吸收,反而持排斥、反对的态度,其立场同顽固守旧派官僚没有两样.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斗争,同样反映在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内部.戊戌维新期间,书院进步学子杨昌济、李永槐等,受维新思想影响,走出书院,参与南学会的变法活动,支持谭嗣同,唐才常的“新政”主张.书院山长王先谦站在护旧立场,禁止学生参与变法维新运动.他还煽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个书院部分师生,大造舆论,攻击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人士是“背叛君父”的“康门谬种”,要求巡抚衙门封闭时务学堂,驱逐维新派出湘.这说明,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湖湘学派,其内部结构是多成分、多层次的,具有两重性.
综合上述,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一个博采众长、广汇百家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湖湘学人,从屈原、王船山到魏源、谭嗣同等,对先民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不是因袭守旧、抱残守缺,而是表现出评判探索的民主启蒙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它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是历史的积储,是存在的反映,也有其时空的局限性.有分析地看待湖湘文化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评判继承和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