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

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
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

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
他们各自的伟大都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俩活动在同一历史舞台之上,死于同一年,一前一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不过咫尺：世界上本来不应该有比他们更接近的人了,他们也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然而,众所周知,他们生前却是冤家对头,互相仇视,互相攻击,至死不息. 日内瓦处处有两位大师的遗迹：卢梭在这里刮刮入地,伏尔泰在这里安享晚年.有时翻翻两人的著作,常为他们思想的犀利和心胸的宽广而叫好,这时就又为他们的嫉恨和狭窄而叹息.我弄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决绝地翻脸,也搞不懂又为什么他们偏偏要挤在日内瓦这么个小地方,以至应了冤家路窄的说法.于是总想借什么机会,一吐骨鲠为快. 本来他们都是以巴黎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后来却都向往起日内瓦来了.也许巴黎和日内瓦代表了一个文化坐标中的两极. 早年在巴黎风光十足的伏尔泰,晚年在日内瓦大置房产（他也许是大文豪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在生意场大获成功的人）,定居下来,一住二十多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把自己称作“瑞士人”.对这两个城市,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觉得,25岁时人应当生活在巴黎,而50岁时要生活在日内瓦.”他没说为什么,但从以下的话中可略知其意：“我老了,病也多了,我的身体需要一个好医生,我的精神需要一个象日内瓦这样的社会环境.”巴黎朝气蓬勃,人才济济,明火执杖,是年青人打天下的地方；日内瓦则是世外桃源,净土一片,是暮年老骥沉思冥想的去处. 但伏尔泰这一住不要紧,却打破了另一个人的“海归”梦.这人便是卢梭. 比伏尔泰小18岁的卢梭在地理上的人生道路正与伏尔泰相反：他生于日内瓦,之后去法国.从小是孤儿的卢梭,反对加尔文主义,很年轻时便退出当时在日内瓦占统治地位的新教组织,而皈依天主教.由于对新教的叛逆,卢梭在日内瓦当政者眼里是一名异教徒,受到种种指责,最后被取消了公民权.于是卢梭十二岁时徒步流浪去法国,在巴黎自学成才并成名. 1754年卢梭回到日内瓦,在那里被当作文豪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当局撤消了以前对他所有的指责,当然不用说还恢复了他的公民权.日内瓦是个注重实际的地方.而卢梭似乎对他在日内瓦受到的待遇十分满意,自称“日内瓦公民”,住了很长时间.他本打算在日内瓦重新定居下来,但后来听说伏尔泰即将要搬到日内瓦来住,居然马上改变态度,带着家人又匆匆回到了巴黎.两人就是这样,从一开始成名,就保持着一种莫名的疏远和冷淡. 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想打破两人难耐的互相沉默,1755年卢梭把他参加第戎科学院竞赛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这篇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地位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不平等是人类自身在社会化进程中造成的.这本来是启蒙时代思想丰收的硕果之一,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出于难以揣摩的动机,收到书的伏尔泰却不打算作如是说.1755年8月30日,他就卢梭的这本新著给作者回信.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一下子就把问题定了性：反人类.但是好笑的是,他接着还要表示“感谢”,使这个句子显得相当古怪,相当别扭：既然是这么“反动”的书,何谢之有? 如果是为了表示礼貌,那也一般先说：收到您的新著,谨表感谢.然后再说：但这是一本反人类的书……现在的句子,把礼貌和抨击不加转折地揉合在一起,产生的是讽刺和幽默的效果,或者说,带有的是一种随随便便的风度. 这种讽刺,这种随便,在信的下文有着更充分的体现.伏尔泰接着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在伏尔泰看来,卢梭关于人类社会化带来的人性堕落的说法是要把人类拉回到史前野蛮时代去.卢梭的思想当然不是如此.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对他们的哲理展开对比分析,因为伏尔泰的批评表现为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讥刺,与两人的深层思想没有太大的关系.聪明如伏尔泰,他是不会不知道卢梭决非他的敌人.我们在同一信中还可以看到伏尔泰对卢梭的关心：“我从夏比意先生那里得知,您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您应当回到您的故土,呼吸家乡的空气,享受自由,与我一起喝当地母牛产的奶,在大自然中悠然倘佯……”这应当说是很亲切的话.但是由于上下文的关系,让人感到这似乎是说：怪不得你的文章如此糟糕,因为你的身体很糟糕! 伏尔泰在这样随便说说笑笑,举重若轻,但收信人却没同样的心情.作为日内瓦人的卢梭,敏感而缺少幽默,不象法国人那样开朗.伏尔泰的这封信,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对卢梭的心灵却是打击不小.他在给伏尔泰的回信里说：“现在轮到我来对你表示万分的感谢.我把我那本糟糕的书寄你,不是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维’,而仅仅是把你当作自己阵营的首领而尽的义务和表达的尊敬……”语句充满讥刺,也满含委屈和痛苦. 两人没有寻找修复关系的愿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756年伏尔泰发表长诗《关于里斯本灾难与自然法之诗》,卢梭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发表了评论“关于天命的通信”,其中极力抨击伏尔泰诗中的“绝望”情绪.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部以后成为法国大革命圣经的著作,则被伏尔泰抨击为“非社会的”.可以想象,假如两人并非敌人,甚至是朋友的话,这样的评论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在的哲学思想差异能够导致这种冲突. 假如说,这些还可以说是思想或学术上的争论的话,以下事情的表现就纯粹是闹着玩了： 有一次,日内瓦大剧院起火,伏尔泰写了篇匿名文章（《日内瓦战争》）,揭发说火是卢梭放的,因为卢梭反对剧院文化. 而当日内瓦民众发起捐款为伏尔泰塑造铜像时,卢梭则寄去2个法朗,以示嘲笑. 在以后的对垒中,双方用词越愈尖刻,例如“大儒主义者”,“厌世者”,等等.伏尔泰于1764年匿名发表《公民的情感》一文,抨击卢梭将子女送入孤儿院的事.正是这篇东西促使卢梭动手写下了名垂后世的《忏悔录》.这算是两人争吵唯一的积极成果.我想,假如伏尔泰知道这样的结果,他也许不会写那篇文章的. 有趣的是,这两个大哲学家都是在对方的故乡——伏尔泰在日内瓦,卢梭在巴黎——对对方进行口诛笔伐的.卢梭称伏尔泰是个“流浪汉”,伏尔泰则说“我真怀疑巴黎文人是否真会欢迎这个外国人”.两人似乎都爱上了各自的住地,却忘记了那是对方的故乡! 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伏尔泰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他附在《忏悔录》里.信的第一段非常著名：“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信是这样结束的：“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收到信后,伏尔泰不知作何答复,一直没有回信,但忍不住到处发泄.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收到卢梭一封长信,发觉他是越来越疯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更写到：“卢梭真是个大疯子,一个坏疯子.他想让人相信我在迫害他……” 这些话,卢梭的也好,伏尔泰的也好,今天看来,只能使人忍俊不禁,都不是什么值得分清是非的事. 但无论如何,伏尔泰与卢梭互相关注着对方,尽管是带着仇视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两人之间的激战甚至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必要支柱.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当我离开人间时,我热爱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敌人.”卢梭当在他所不嫉恨的人中间吧?33天后（7月2日）卢梭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也离开了人间.他们两人似乎不能单独在这世间上活着…… 1791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在边境露馅,被革命党逮捕,送入监狱.7月11日,革命党人把他们的精神领袖伏尔泰的灵柩请进先贤祠,作为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伟人供奉起来.连绵十几里长的送灵柩队伍故意在路易十六囚室窗口下经过,以进一步刺激这个即将上断头台的皇帝的神经. 三年后,1794年10月11日,按照法国国民公会作出的决议,卢梭也也被请进先贤祠,受到与伏尔泰同样的待遇.是日,成千上万的人在先贤祠前举行隆重仪式,然后把卢梭的灵柩安放在离伏尔泰墓地仅几尺之遥的地方.这并不是法国人的幽默,要把两个仇人放在一起让他们在天堂继续恶斗,而是人们根本不把他们的争论、他们的怨和仇当一回事.历史更把这场战争给抹去了.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多次来日内瓦,第一次是1845年,当时是他姐姐新婚,福楼拜家庭全体成员陪伴新婚夫妇去意大利旅行,回法国时,沿莱蒙湖走了一下,从巍维经洛桑,直至日内瓦. 关于这次旅行,福楼拜作了一些笔记,大部分是用极其简短的文字对所见事物作的印象主义式的记录.例如： “洛桑风格沉重,好.——丑女人,缺乏风度.——不止一个.——目光交流（意大利杂货店女人）. “尼翁（距日内瓦20公里的一个小镇）：安静,温柔的城市,是个养病的地方.” 在日内瓦,他继续用这样的笔调写了图书馆、博物馆等景点.但有两个地方,他却作了较为详细的激情洋溢的描写,它们是卢梭岛和伏尔泰故居,这两个敌对伟人的纪念之地.我节录如下： “卢梭岛：晚上,当我进入那里时,人们正在演奏音乐.这是一些德国人,以一种舒坦的方式吹着铜管.他（卢梭）端坐在椅子上（指卢梭的雕像）,纹丝不动,脑袋向前微倾,神态机智而又温和.——左面,几棵挺拔的杨树在风中微微的抖动.——他是多么爱音乐,这个可怜的让雅克（卢梭的名字）.我思念着他,用我全部的灵魂思念着他……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灵魂!怎样的溶岩、怎样的冲击波!……帕蒂尔作的雕象真是太漂亮了,我都不敢肯定,是否它只是在我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 “伏尔泰故居：城堡（伏尔泰住在一个城堡式的房子里）位于小树林中间.透过细雨,树叶是淡绿式的.——小城堡只有一层楼,二个厢房,三个短楼梯,中间那个通向伏尔泰的工作室,从那里可以看到花园.……应当在那里关上一天,独自散步.凄凉、空旷,绿色的光线从窗口射入；我被一种陌生的忧伤感攫住,为这十八世纪充实的一生和明智的存在的逝去而感到遗憾.我想像着这个男人每天从客厅进入这间屋子,打开所有的窗门……接待我的是伏尔泰在世时的仆人,一个普通老头,似乎还沉浸在对他主人的回忆中.他曾为伏尔泰服务了5年,是他负责购买日常用品.‘你和他说过话吗?’‘啊,当然.先生,好几次.他是个干瘦的人,很瘦.’‘他好吗?’‘好,先生.但不能对他不服从.他脾气很大,经常发火,……他揪我们的耳朵,他揪了我好几次.但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很好,慷慨,但决不能忍受对他的不服从!’我用渴望的眼光盯着这老头,试图在他身上收集到伏尔泰留下的什么东西!” 福楼拜不会不知道两人的关系,但他在游记中只字未提这点,有的只是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至于两人的恶斗似乎是不值一提的细末微节.法国人把他们俩都请进先贤祠,还让他们紧紧挨着,当源于同样的想法. 我理解人们对卢梭与伏尔泰关系的沉默：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伟大贡献,吵架毕竟是人之常情,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恩怨真的一点启示也没有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仇恨,除了利益因素之外,很多是源于某种小小的东西：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尽管细小微弱,一旦燃烧蔓延,足以把友情撕裂,把理性抛弃,直到使人疯狂,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伟人们尚且无法解决,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呢!人啊人,你就是这么一种任性而又危险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