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偶然1、怎样理解诗体中的“偶然”?这首诗抒发了怎样的人生感悟?2、从艺术风格上比较与闻一多《发现》的异同.

徐志摩 偶然1、怎样理解诗体中的“偶然”?这首诗抒发了怎样的人生感悟?2、从艺术风格上比较与闻一多《发现》的异同.
徐志摩 偶然
1、怎样理解诗体中的“偶然”?这首诗抒发了怎样的人生感悟?
2、从艺术风格上比较与闻一多《发现》的异同.

徐志摩 偶然1、怎样理解诗体中的“偶然”?这首诗抒发了怎样的人生感悟?2、从艺术风格上比较与闻一多《发现》的异同.
常言说：“文如其人.”文学是作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艺术表现. 每位作家的气质、才情、学问、经历等不同,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也千差万别,或含蓄,或鲜明；或激烈,或温和,从而形成作家不同的个人风格.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矣.”文学创作领域表现出的种种奇观,都是由作家性情特征及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所形成.
闻一多与徐志摩都是新月诗人,同为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由于两人的个人气质、家庭环境、生活经历不同,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文章风格与作者的个性密切相关.
闻一多出生在“世家望族,书香门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特别的钟爱.23岁时留学美国,种族歧视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曾在一封家书中说：“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滋味,出国始觉得也,而在美国为尤甚.因美国只知有白种人也,有颜色之人（彼称黄黑红种人为颜色人）蛮夷也,狗彘也.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被彼所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丈夫之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愤为雄者真木石也.”于是,闻一多便决心献身祖国,不恤牺牲.（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然而,归国后,现实的中国又是满目疮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发现”“如花的祖国”变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理想的自信与黑暗的现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 那不是我的心爱!”他把对祖国的一腔挚爱,凝固为一句句诗行.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诗人水晶一般纯洁明亮的内心世界,火一样焚燃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走出书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冒着生命危险大义凛然地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并且发表了《最后的一次讲演》,“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这一切凝聚成了闻一多情系中华、倔强不屈的人格精神.
闻一多的一生,始终与祖国血肉相连,他诗歌的突出主题就是“爱国”.所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闻一多“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他的伟大的人格,体现在他诗歌中,常常是选用青松、菊花、高山、大海、太阳、红烛等意象,表现了民主战士的高尚情操.
而徐志摩作为布尔乔亚开山的和末代的诗人,他的诗歌主要表现个人感受和内心体验.“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活水.”（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认为世界是由情感决定的,而不是由经济决定的.他强调个人因素,追求个性自由和幸福.胡适之在《追忆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的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徐志摩诗中的恋爱,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对于单纯信仰即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我有一个恋爱——/我爱天上的明星/我爱它们的晶莹/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我有一个恋爱》）诗人的理想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念,是非现实的.他“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 他在散文《再剖》中的一段话,正好作这两句诗的注脚：“我这辈子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盲目地前冲,一时踹入一个泥潭,一时踏折一支草花,只是这无目的地奔驰；从那里来,向那里去,现在在那里,该怎么走,这些根本的问题却从不曾到我的心上.”但是,他的心灵始终幻想有一颗明星.当理想的明星幻灭,伴随而来的就是一种无可言状的痛苦、悲哀和绝望.正如茅盾所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徐志摩论》）简单地说,徐志摩像是一个大孩子,充满了童真和幻想.由于这幻想脱离现实世界,又注定要毁灭.
徐志摩追求个性自由与幸福,其思维视角是向内的.这又与他家庭环境与生活经历不无关系.徐志摩出生在富商家庭,大学没有读完,就到美国留学,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展转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他虽然也有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底,但是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也是极为明显的.他曾经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及文化》）徐志摩生活在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代,人的个体意识终于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西方知识分子崇尚的自由、民主思想得到徐志摩极大的认同,自然触动了青年徐志摩的诗心,从而成为他创作诗情的母体.他曾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猛虎集·序》）
如果说体现在闻一多诗歌中的人格是倔强,是赤诚的话,那么徐志摩的诗歌则体现了他执着、真纯的人格力量.闻一多和徐志摩两人的诗都满载着“爱”的因子,但闻一多爱的是祖国,是人民,他的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情绪,跳荡着诗人的赤子之心；徐志摩爱的是自由,是恋情,他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大多以爱情为歌咏的对象,恋爱的欢乐、忧伤和痛苦,毫不掩饰,一片纯情.闻一多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徐志摩认为,“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闻一多把生命融入了祖国的怀抱；徐志摩把生命局限在自我的天地.徐志摩也反映人民的疾苦,如《先生,先生》、《盖上几张油纸》,但只限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与闻一多忧国忧民的襟怀迥然不同；闻一多也写爱情,如《红豆》,那是真真切切的相思,与徐志摩空灵飘渺的理想也有差别.而这一切,又都是诗人“情性所铄,陶染所凝”的人格在诗歌创作中自然形成的.
风格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创作个性,个性是人格的表现,所以说风格即人格.徐志摩“是自满于现在生存状态的一个青年诗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生情爱,是男欢女爱的两性爱情,对社会的关切也不超过这样一种人间情爱的范围,因而他的诗热情而婉丽,秾郁而从容……徐志摩的诗带来的是舒徐从容宣泄的快感.闻一多的诗则不在宣泄而在积蓄,他将情绪以诗的形式聚集并储积起来,只给以有限的宣泄,但这宣泄似乎也是为了储积.”（王富仁《闻一多诗论》）读闻一多的诗,我们感到诗人的愤激、苦闷、压抑情绪的厚重,这正是诗人由传统文化铸就的学者和战士的双重气质的体现.读徐志摩的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真纯活泼的天性在不停地跳荡.闻一多的诗作“雄浑沉劲”,深邃凝重,如《孤雁》、《忆菊》、《死水》；徐志摩的诗轻柔曼妙,婉转细腻,如《再别康桥》、《山中》、《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闻一多的诗含蓄蕴藉,意境绵远幽深,如《红烛》、《忘掉她》、《也许》；徐志摩的诗飘逸洒脱,格调清新自然,如《雪花的快乐》、《我有一个恋爱》、《偶然》等.总起来说,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同的风格,闻诗沉雄,徐诗柔婉；闻诗蕴藉,徐诗飘逸.而这风格的形成又都与他们各自的个性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两位诗人的人格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风格,而风格又充分显示着他们的人格.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人格与风格的和谐统一.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心灵与才情赢得了当时与后来众多读者的喜爱,他们又共同为中国新诗形式向着成熟、完美的方向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所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先生将闻一多和徐志摩列入“二十年代具有独特个性且成就较高”的六位诗人之中,予以极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