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三大法宝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三大法宝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三大法宝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三大法宝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意义?
这其中的关键,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和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民族资产阶级.这里讲的条件,即指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第一要务由过去的“革命——夺权”转变为“建设——发展”；这里讲的标准,是说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了检验执政党的各项工作好与坏、得与失的主要标准.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分析、价值评判以及政策选择方面,显然更多的是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差异甚至政治对立的角度,强调其与党、国家、社会的发展在主观上的消极的一面,而很少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强调其与国计民生、与国家政权、与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的增长,在客观上存在的积极的一面.因而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上,心里更多想到的是,现在“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同民族资产阶级“斗”,“也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①,而不是着力于思考和解决在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框架之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之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积极的一面的问题. 简而言之,共产党一掌权,就在理论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说得少了,消极的一面说得多了；在实践上对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利用得少了,限制、改造得多了.既然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即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既然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表现形式则是两个对立阶级、两条对立道路之间的谁战胜谁的斗争,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越短,大权在握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得越猛烈、越彻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越有利,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越好.这样的思路方法和政策要求,显然是沿用了以往我们党所得心应手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的方法,来进行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建设.可见,“急于过渡”和“过渡”过程中的“急”、“粗”、“快”等问题,都与没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面”有关. 第三,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的问题 这主要是党在长期战争年代中所形成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没有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转型,因而在事实上“引导”并“保证”着我们党仍然按照“革命——夺权”的思路与方法,认识和解决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或者是与执政党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没有“立”,因而不可能在党内形成应有的民主机制,从而使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政策主张得以认真地讨论并在实践检验中加以选择. 总而言之,导致当年我们党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及其过渡过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形势发展的推动,也有外部压力的促使,既有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肤浅,也有对资本主义作用认识的偏颇；既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不科学,也有对如何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认识的不清醒.它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以及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和具体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实际相结合的一项探索性实践,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汲取. 概括起来说,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百余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和特殊性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来说,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属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华民族自1840年起,经历了80年的历史磨难之后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这场发生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其一,它坚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二,革命的结果不是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各个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专政；其三,革命的任务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没有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资本主义成份；其四,这样的革命无论就其斗争战线还是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其五,革命的全部结果,一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其总的趋势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其六,最特殊的一点也是关系到整个革命发展前途命运的一点,就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种特殊性,从根本上孕育着在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它是诸多文明成果积累的历史进步过程.可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从其文明基础,还是从其历史进程来看,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为社会主义作必要准备的时间不足和由此而来的五个方面的发展相当不充分. 从时间上来看,保守一点说,我们党主要是毛泽东先后有两个“10～15年”(有时提2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第一个10～15年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时间,目的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第二个10～15年是指“过渡”的时间,目的是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开始搞社会主义.二者合起来至少是二三十年的时间,更不用说曾经有过的仅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要有50年的发展时间的观点了,可实际上我们只走过了7年的时间.由此一来,便带来了五个方面的发展相当不充分：一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发展得不充分；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得不充分；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得不充分；四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得不充分；五是几亿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不充分. 当然,这决不是说经过20年、30年甚至50年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就一定能够为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这里的时限,一方面表明,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条件的准备不会一蹴而就,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正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过一百年的道理一样；另一方面表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的创设当然需要时间,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高明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它是一个客观过程与主观能力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历史演进过程.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当代中国就其社会基本制度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也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发展中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一来,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其中,又深刻地包含着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 上述这一连串的必然性与特殊性的互为因果、相互转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也就是说,处于具体文明背景与传统之下的社会发展道路总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内容与逻辑,对此,我们只有顺从的义务,而没有抗拒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