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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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城市化在历史上和在不同生产方式的转变中的作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也就是需要政治”,而这是以分工和阶级划分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恩格斯在《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城市所作出的杰出的研究,为原先对资本主义的动态及其工人的影响所作的分析进一步提供了原材料.《共产党宣言》则详细论述了由于生产力的巨大集中和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尽管城市化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和历史上都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人口涌入城市并在那里就业的比重不断增加,从而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然而对城市化的研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首要关心的问题.这种忽视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许多革命运动都不可否认是以城市作为基础的（从1848年革命通过巴黎公社到本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区的暴乱,一直到对巴黎1968年5月事件起强烈影响的城市社会运动）.此外,还必须承认跨越城乡矛盾而结成的阶级联盟的重要性（例如在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农民之间）,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这种联盟乃是革命策略的基础（其例证在葛兰西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可见）.至于如何克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城乡矛盾（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则成为苏联、中国、古巴、坦桑尼亚等国的迫切问题.
　　在客观事件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世纪60年代转向对城市问题进行直接分析.他们试图了解城市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以及它们跟传统上所注意的以工作为基础的运动之间的联系.他们对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城市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作为生产的场所,作为销售的场所（通过消费有时甚至是奢侈性的消费来提出有效的需求）,以及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在这方面,家庭和社区机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支持———包括住宅、保健、教育和文化生活）.此外,还对城市进行如下的研究：城市作为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已建成环境,城市在空间上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城市作为劳动分工的特殊表现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能（金融资本与生产,等等）.所产生的总的概念是把城市化当作以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些方面的矛盾的统一.一些老问题,诸如城乡矛盾的历史作用等,则又分别在第三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提出来.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展望问题,包括：城市生活的质量,社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的作用,土地市场的功能,城市财政问题和社会压力的问题,国家和城市的思想意识,以及存在于以社区为基础和以工作为基础的斗争之间的紧张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关系这一首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市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论述城市的专著,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著作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资本论》（1863～1865）,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等.
　　（一）城市起源
　　有关城市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不同领域的专家有着不同的见解,既有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也有功能决定论,这使之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典型的经济决定城市起源的代表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考察认为,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到部落联盟,发展到细小的民族,才开始聚居并形成城市,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用墙垣围起来的防御性质的部落居住中心,这边是“城”的基本含义,因此城市的形成早于国家的建立.例如古希腊的部落,在特洛伊战争的年代,已经联合成为一些细小的民族,居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各细小民族为了占领最好的土地,掠夺战利品,不断地进行战争.将俘虏充作奴隶,成为原始社会的一种制度[2].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是城市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城市产生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的增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3]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也就产生了.
　　（二）城市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采用发展的理论看待城市作用.城市作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和从低级到高级这样一个过程.最初的城市仅仅是用来防御外部入侵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行政管理开始设置,城市具备了政治功能,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的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设置起来了”.[4]这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下,虽然商品交易集中,但城市经济功能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其后出于统治者和贵族的需要,城市文化功能和生产功能发展起来.城市经济功能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才占据主流的,也正是由于其经济功能强大才造就了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说城市是前资本主义的产物,城市化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城市在内在结构、功能形态和发展动力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市形成工业中心,并在此基础上牢固地确立了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又发展起来科技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等.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突出并明朗化,并以此为基础使城市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例如,伦敦成了“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巴黎成“世界的心脏和头脑”.城市以经济功能为核心诸多的增强,不仅使自身的面貌迅速改变,而且给乡村经济带来了剧变.“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5]正如列宁概括指出的:“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空间聚合体、劳动力的集中地和商品流通的集散地,也是展示其经济作用的最重要场合.
　　（三）城市形态
　　马克思早已经充分认识到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复杂性,其形态多样,城市的存在形式与众多独立的家庭、区域不同,这里的整体并不是简单地由各个部分简单的堆积或几何相加,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总结了城市形态问题,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的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6]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说明了城市形态的主要特征:政治统治机器的建立、两大阶级的分化、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以及城乡的分离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将大量有工作和没工作的工人带到了大城市,这是现代都市兴起的重要因素”.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总结了以伦敦城为代表的世界性商业首都的城市特征,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7].与此同时,由大城市的聚集性自然派生出城市社会形态的多样性.
　　（四）城市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城市的目的是消灭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因此对于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对立和贫富差距问题十分重视.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城乡分离和对立运动的过程是城市不断发展变化、城市体系出现的过程,既是城市形成的空间特征,也是城市发展总体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城市的产生并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扩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少数统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
　　马克思对城市及其发展的态度,既不是近代工业化城市发展的代言人,突出强调城市发展积极作用,又不是侧重于阐发城市发展的严重后果,进而全盘否定城市.他清楚地认识到消灭城乡对立等城市现象都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而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都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对推动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力,他说,工业革命后,城市聚集了巨大的先进生产力,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城市的现象入手探索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8].这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出发所得出的结论.
　　二、西方马克主义城市理论发展演进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危机,也出现了一系列逆城市化特征,针对当时的诸如城市中心区的衰败、城市财政危机和城市重建、城市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等危机,西方一些学者为解决这些问题转而求救于马克思主义,试图对城市问题做出新的理论解答.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哈威(David Harvey)等.
　　（一）城市空间与生产
　　之前的城市理论把城市空间当作一种客观、独立的研究对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9]城市空间并不是什么客观、独立的,而是一种社会产物,资本作用的产物,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建了道路、住房、工厂、学校、商店等城市空间元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10]
　　（二）劳动力再生产与消费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供给的潜在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的.因为消费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关注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和交换价值,而劳动力要求的是需要和使用价值,这二者之间很难一致.这就导致了那些对劳动力再生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巨大的消费空白空间,而这些空白的消费品生产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必要的,[11]并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集体消费”危机.
　　（三）城市社会运动与斗争
　　这与前面的消费危机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城市政府花费巨大的力气在毫无利润可图的公共服务中,但这又是必须得,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面临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衰退,政府的反应就是削减社会开支水平和重新安排资源,从支持劳工转向支持资本,这就导致了消费供给的危机.于是就出现了住房短缺、医疗保健极差、学校不够、交通设施落后、文化娱乐设施不足等问题,结果就会出现各种城市反抗运动.于是政府干预消费过程又将再现,如此循环造成整个消费领域完全政治化,最终日益难以满足下层阶级的要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供给水平下降所带来的对政府本身的下层阶级的反抗和斗争.
　　三、我国马克主义城市理论实践与演化
　　建国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提上了日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我们国家领导人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其间也有着城市化与非城市化、与非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斗争.
　　（一）建国后城市理论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建国初期对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这条道路就是城市发展工业,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城市为农村提供消费品,工业为农业提供机械化手段,农村为城市提供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同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又要以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城乡之间存在互帮互助、统筹发展的辩证关系.[12]着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助与城乡统筹；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
　　（二）改革开放后城市理论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思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小城镇理论外,其他城市理论也异彩纷呈,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外有关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和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经验也进行了总结.也出现了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必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的非城市化思想,非城市化道路思想从消除城乡对立的目标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凭借其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有计划地将工业在全国均衡分布,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不会引起人口的集中,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城市分离和对立.这一时期,无论是大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还是城市体系论都受到过关注.同时也开始关注城市动力、城市区域、城市布局等城市本身问题,跳出了城市化选择路径这个狭隘圈子.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思想真正付诸实践,并发挥作用,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期.
　　（三）新世纪以来城市思想实践
　　城市化问题、城市发展模式问题又成为一个讨论热点.这时候,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户籍制度亦有所松动,城市里尤其大城市里流动人口已经很多;小城镇的发展也遇到了环保、技术、市场、规模等瓶颈.人们对城市化的讨论除了城市规模这个老问题之外,更有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本身,研究城市本身的现代化问题.城市规模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不过这时候已起了一些变化.加快发展小城镇,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仍然是许多人的主张,但同时强调现有小城镇要适当集中合并,克服散乱状况以利于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提高规模效益.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作用,不要人为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城市化动力问题的研究也更深入地展开,不仅研究城市化本身的动力问题,而且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派发展的“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等理论,对我国城市化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究.[13]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的研究,对我们今天城市问题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城市道路、城市化进程还是城市本身,我们都应该在马克思、恩格斯城市研究基础上,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创新,在实践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城市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