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三戒

柳宗元的三戒
柳宗元的三戒

柳宗元的三戒
关于柳宗元《三戒》寓意的分析评价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对其寓言作品《三戒》予以分析评价：麋的行为不曾“干非其类”,它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白痴；驴乃是志在田野的力畜,俨然就是柳宗元的化身,“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黔驴之悲不亚于千里马；“鼠”乃怙恶不悛的贪官污吏的形象.总之,麋之可怜,驴之可悲,鼠之可憎!就其思想内容、警世明理而言《永某氏之鼠》位居三则寓言之首,而《黔之驴》、《临江之麋》因设喻不妥,稍逊一筹.
关键词 柳宗元 《三戒》 寓意
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我们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被贬后,他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已,所以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的寓言是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认为：“麋不知彼,驴不知己,窃时肆暴,斯为鼠辈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然而,在通读《临江之麋》后,我们很难把麋看成是“干非其类”的动物,而是“以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单纯的形象.它幼小之时便被“临江之人”收养,且与家犬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经教化之麋如何知晓敌友?故而是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虫.同时,它是一个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从.它与犬相处,完全是一种友善的表现,我们看不到它“干”（干,犯也.——《说文》）的行为,而是一个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们很难将麋与“依势以干非其类”相联系,如果说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当不过了.“不悟”,可见其主题.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识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正如林纾所言：“麋之恃宠,稚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总之,麋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无知的白痴,它的死,让我们感到它是可怜的.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没有人赏识千里马的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农耕,在运输.如果我们说:“黔驴技穷”,也只不过是黔驴的斗技穷已.而柳宗元笔下的虎多代表君权、宦官势力、黑暗的社会制度等,如《捕蛇者说》.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情景与黔驴无异.文尾：“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这句话与“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如出一辙.宦官的势力是强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触罪被贬乃至终身不赦；也许,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沮丧、懊悔、乃至绝望.《愚溪对》有：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讥讽,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谁又能说《黔之驴》没有反意哪?
“悲夫!” 黔驴.它的悲惨是因为它还不曾学会“格斗”,而如果驴子学会格斗就不称其为驴了；黔驴是可悲的,因为它不能归田.如果“好事者”将“驴”归田,那么驴一定是农夫的得力助手；至于可悲,则为“好事者”的无知且无聊.“黔驴”：前有古人——屈原,后有来者——岳飞,他们志在报国,而君主以为“无可用”将他们“置于山下”；屈原尚有《离骚》一鸣；而岳飞不曾“出技”,便以“莫须有”之罪,最终被“虎”所害.其死不悲吗?
可见,驴虎相见,若无“有人力能举之”（《柳子厚墓志铭》）则驴必死无疑.
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林纾认为《黔之驴》：“驴果安其驴,尚无死法.惟其妄怒而蹄之,去死始近……故君子身居乱世,终以不出其技为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在此我不能苟同：“向不出技”,何时出技?难道遇到弱者时再出技吗?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坐以待毙吗?我们应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初生牛犊不怕虎”毕竟是一种精神.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辈：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哪一个人为“忌日”而豢养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有太多的有权有势的人,出于种种缘故,宠爱、任用一些无能无德的“鼠辈”为官,致使鼠辈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谓“小人得志”.宦官专权,是非颠倒,正气不树,正是柳宗元等铲除弊政的目标.
永某氏完全是一个病态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异甚”,其错误的世界观,其齐家之道必定也是错误的.一个“禁”字,表现其权甚大；虽然他昏庸无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人.在他权力的辖区内,“因爱鼠,不畜猫犬”,他良莠不分,敌友不辩,远君子,亲小人,足见主人的昏庸.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在永某氏看来,鼠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他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于是它们有了地位,有了特权.老鼠得此机缘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恰似一群贪官污吏的行为, 真是祸国殃民.“昼累累与人兼行”,白天他们前呼后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甚至夜间还要“窃啮斗暴”骚扰百姓,而永某氏“不厌” ,故“僮”无权击鼠.现实也是如此,百姓是无权责打贪官的.想来鼠洞内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财物,其财物无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于主人的庇护,他们便“饱食而无祸”,用一丘之貉来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较相宜的.
历史已经过去一千余年了,但现在我们仍可以看见“永某氏之鼠”.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都浓缩在作者的笔端.作者寥寥几笔,便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千古不变的贪官形象,其形可见,其声可闻.
通读全文我们看到,一个迂腐、蛮横、糊涂无知的典型的心理变态人物,由于掌握了一家的权利,便构成了特定的典型环境,人鼠共生,乌烟瘴气.永某氏病态心理是老鼠为患的前提,可以说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归根结底,是永某氏用人的腐败.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后人来居”假猫,购僮,杀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结尾略点一笔,着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极则必反、福祸相依.示意人们不要逞一时之威,窃时以肆暴.总之,《永某氏之鼠》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精警深刻,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也仍然具有讽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应具有教化意义,读后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慑,如梦方醒,引以为戒,其主旨应是积极向上的.
《黔之驴》虽广为流传,但读后,总会使人产生压抑感,或许是用驴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农夫读罢有何感想?取喻动物应恰如其分,使人读其事即明其理.如将永某氏之“鼠”换成象征和平的鸽子,势必产生歧义,可见设喻的重要性.而作者对于“鼠”的形容,形神兼备的形象,恰如其分,让人不由得产生憎恶之情.麋、驴都是一些与人为善的动物,很难让人产生恶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完全领会其真正寓意的障碍.而鼠让人一见便嗤之以鼻,令人厌恶,同时“鼠辈”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这里,我们不禁想起《硕鼠》,“硕鼠”已成为贪官代号.所以永某氏的“鼠”设喻可谓贴切.总之,读完三则寓言,我们看到：麋是可怜的,驴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恶的.
三则故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刻画了六种动物各具特异的形态,仿佛使人身临其境.
文章通过夸张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写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动；又如：“虎因喜,计之曰：‘计止此耳’”,仿佛老虎在那里自言自语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击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类的语言.
总之,柳宗元的这三则寓言,以叙述故事为主,在结尾出有一句议论,以发挥其寓意,如《临江之麋》的“麋至死不悟”,领悟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语言简洁犀利,“然时啖其舌”,一个“啖”字把犬的形象写活,既表现出犬的贪婪,又表现出犬的无奈.“蔽林间窥之”的“窥”便表现出虎的怯弱,同时也表现出虎的谨慎.“禁僮勿击鼠”一个“禁”字表现出主人的权力.“昼累累与人兼行”,短短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鼠头鼠脑、上窜下跳的过街老鼠们在人群中游哉乐哉.贪官们若读到此处,想必该是自惭形秽的吧?
无疑,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内容和形式,而内容在二者之中占有主要地位,对作为中心思想的内容的评价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黔之驴》警戒我们不要“出技以怒强”,以免招祸.事实上出技不出技,都可能是一样的结果,而关键是应有一种精神,不能恃强凌弱.屈原和岳飞不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吗?《黔之驴》因其取喻动物不甚贴切,其主旨稍逊一筹.所以,就其思想内容和警世明理而言,我比较尊崇《永某氏之鼠》这篇文章的警戒,它寓意深刻,具有针砭时弊的尖锐性,揭示福祸相依,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警戒世人不要肆机恣意干坏事,以免招致灾祸；《永某氏之鼠》不失为我们修身崇德之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