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一,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一,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
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一,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的加深.恩
理由:：①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特别是华北事变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蒋介石集团有转向抗日的可能.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③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也是为了逼蒋抗日.④事变发生后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力图置蒋于死地,夺取政治权,扩大内战,有利于日本侵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持此说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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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持此说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持此观点的还有胡华等。
2．国民党内部矛盾决定说。持此说者有姬天舒等。
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发动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来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他们是坚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是能够看清大局的，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国民党内部，尽管有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不占主导地位。” 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3．一果多因、合力作用说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侯雄飞、杨拯民、李淑等人。
侯雄飞认为：“要科学地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必须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表现是：“一、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他们在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体作用”。从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看，他们“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民抗日。他们实行兵谏，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逼使蒋介石接受建议的一种方式”。在事变的部署中，“张学良严令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铭久，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在事变发生后，“张、杨还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事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先后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事变”。尽管蒋介石已成为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以部下礼节，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张学良的至诚行为，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只要蒋介石基本上答应了他们的主张，就尽早将其释放”。在事变十分严重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果断决定立即放蒋，并说服了杨虎城将军，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跨出了决定性一步”。张学良不仅决定立即放蒋，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这“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当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时，西安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不计较个人身处逆境，以民族利益为重，本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战争得以制止。”“二、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虽然成为张、杨的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为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变之初，蒋介石不相信张、杨的真实用心，“确实抱有一死之念”。但经过端纳、宋美龄等的劝说和蒋的实际观察，终于“改变了以死来对抗事变的态度”，接受了张的要求，派蒋鼎文持手谕令南京停止轰炸，“从而暂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宋美龄到西安后，与张、杨等就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主张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蒋介石作了一定的反省，并对谈判条件作了一定的保证和允诺。“尽管蒋是为形势所迫并为其切身利益着想，但所达到的客观效果，都是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后来蒋介石被释放，这是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第一步。但“最后实现和平，还需要蒋介石本人‘言必行，行必果’，不对西安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讨伐”。“蒋介石虽然未放弃军事手段，但并不是重新发动内战”。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双方对峙，形势十分危险。但从蒋介石致张学良、刘峙、顾祝同、于学忠、胡宗南的函电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尽量避免内战的爆发”。蒋介石既允许杨虎城在西安城内驻兵，又命令中央军进入西安，这样就有可能在两军之间发生冲突，蒋介石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为避免冲突采取了措施”。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 的诺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的”。“蒋介石被释放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改变与否，是判断蒋是否真有反省之意和实行诺言的重要标志。”蒋介石回南京后，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 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同时，“蒋介石还同意发给红军军费，实现在西安时所答应的经济上‘可经张手接济’的诺言”。“蒋介石还在政治上准备与共产党谈判，把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作为政治原则。”“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蒋介石也有了较大的松动。”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中，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项主张的精神”。当然，也应当承认，“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作用是被迫产生的。是在经过切肤之痛、生命之危以后的反省而产生的。他的主要作用又是经张、杨二将军作出了最大牺牲而产生的”。然而，“从全局和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内战没有爆发，中国人没有因此而再自相残杀，这无疑是进步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冷静、严肃的分析，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事变是为了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要求；接着对事变发展前途作了内战和和平两种估计。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和平的前途，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抵西安后，立即和张、杨进行长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中共代表的到达，“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这是他们在事变后，首先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军官中，许多感情冲动的少壮军人要处死蒋介石。“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中共代表做少壮派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另外，“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给张、杨以有效的协助，而且在军事上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后，为防止发生内战，使事变和平解决彻底实现，“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四、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如孔祥熙在国民党中常委会和政治会议上，力主“和平解决”。“并与何应钦、戴季陶展开了激烈争论。为了稳定局势，孔以代行政院长的身份，首先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以免造成动乱，影响事变的和平解决”。宋美龄极力反对处罚张学良和派兵进攻西安。“她斥责主张军事进攻的人实想炸死蒋介石而代之，这就使何应钦等人不敢执行讨伐西安的计划，对主战派的行为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宋美龄请端纳到西安，“端纳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了希望”。后来，宋美龄和宋子文飞往西安，“使和平解决的步伐大大加快”。“五、各地实力派的牵制作用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广西，事变发生后，李、白通电反对内战，“建议和平解决事变”。“整个西南除广东被亲蒋势力控制外，其他主要实力派都反对南京武力解决西安的。”在北平方面，宋哲元主张事变“以求政治妥协解决”，并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善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李济深通电南京，“要求收回成命”。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和向背，对事变和平解决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变的解决过程表明，尽管他们先后通电拥护中央，但都坚决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这对主战派是一个牵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六、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如事变发生的当天，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十八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这些行动，“不仅坚定了张、杨实现八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也扩大了张、杨正义之举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且对那些诬蔑张、杨，拥护南京讨伐西安的舆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许多人因不明张、杨的意图而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愤恨，并支持南京处置张、杨。“这些反对、谴责和声讨张、杨的舆论，曾给张、杨带来一定的压力，使张、杨进一步认识到和平解决事变责任十分重大，并决定以自己的行动回答这些人。”“七、国际反映对事变和平解决的间接作用。”“英国为保护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京亲英美派的行动。”“英、美对孔、宋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给了一定的支持。”苏联虽指责张学良，但又坚决主张“迅速和平解决”。“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的决策又对和平解决事变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苏联对事变的反映间接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总之，“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军事实力和舆论工具，都被卷入到事变中来，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直接作用于当事人张、杨和蒋介石，他们之间又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4．张、扬起主要作用说。持此说者主要是张学君等。
张学君认为：“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又是主要决策人。”主要根据是：一、张学良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倡导者”。张学良不但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1936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坚持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本人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二、张学良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与我党代表团不同，他“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行使权”。在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捷外与安内的矛盾，中央嫡系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剿共与联共的矛盾”。在诸多矛盾中，“张学良是矛盾的焦点”。这是因为，“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必须通过张学良才能实现；国民党中亲英美派想解救蒋介石，也须满足张学良的条件；一些主张惩办蒋介石的人要达到目的，也必须取得张学良的同意”。总之，对于这个事件，究竟是和平解决还是其他，“主要取决于张学良”。“张、杨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和平商谈中，张学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和平商谈的内容来看，是以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临时提的六项原则为基础的；从和谈的结果来看，‘蒋对协商的条件表示完全同意’，最后达成的协议与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吻合。” 释放蒋介石，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据史料记载，“此事也是由张自己先决定的”。这就是说，“主张扣蒋的是他，主张放蒋的也是他，最后送蒋的还是他”。“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起了决策人的作用。事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起了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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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妥协联共抗日，而且他死了马上会有另一个人接替他，很可能会是亲日派，中国危机更大。而且老蒋在某方面还是很爱国的好同志

根本原因：中日民族矛盾已取代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高一历史第二册

日本的侵路威胁到了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民族意识觉醒，他也不想当亡国奴

王八对绿豆 和平解决符合双方利益

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一是主要原因。

人民抗日要求强烈

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事变背景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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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背景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事变起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事变经过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张、杨遂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事变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事变影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被杀害。张学良后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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