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特点.不少于500字,

论述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特点.不少于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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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特点.不少于500字,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形势充满复杂多变的时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国际形势保持了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持续不断,时而剧烈,时而趋缓的基本态势.“9·11”恐怖袭击事件又为未来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发展注入了新的复杂因素.面对这种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
一、世界“多极化”的长期曲折性与不可逆转性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东集团分崩离析,曾支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终结,大国关系不断调整,世界出现了“政治多极化”的格局.这次格局的变化与两次世界大战后格局变化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前两次变化都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力量对比因战争胜负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化,各战胜国瓜分势力范围,并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后以条约的形式加以确认.而这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则是在没有硝烟、炮火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世界各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长期演变的结果,虽然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原因比前两次更加错综复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促成了其中一极的崩溃.因此多极化进程是长期的,是一个动态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就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两极格局的结束大大刺激了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霸权欲望,但这一格局的结束也为其他力量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集团,其竞争力、创新能力乃至整体实力将会有大幅度增长,与美国的摩擦和矛盾有所发展；中国经济乃至综合国力迅速发展和强大,成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俄外交调整灵活务实,但其维护世界一极的战略目标未变；日本积极参与地区、国际事务,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势头进一步加强,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上因素仍在发展之中,而且不排除还会出现其他新兴力量,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美国搞“单极”的行为,虽不可能完全形成联合制美,但各个力量中心之间形成了一定有效的牵制力量.因此多极化进程虽然会复杂多变,但又是不可逆转的,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这种世界的多样性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又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的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和互补,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21世纪应该并且能够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传统兼容,共同繁荣的时代.
二、“9·11”事件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没有改变美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也没有改变国际战略格局,但这一事件强烈冲击了原有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政治安全形势,使各大国在冷战结束10年之后终于认识到所面临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的无所不在和大敌无形使非对称性安全威胁成为对各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环境的严峻挑战,恐怖主义、贫困失业、疾病、环境污染、跨境犯罪等国际性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并赢得了反恐战争的广泛支持,大国之间由于战略目标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得以暂时搁置.
受上述新情况的影响,国际关系呈现以下新的特点：一是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美国以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及“民主和平论”为借口对外推行其民主价值观,还以反恐为由,提出“先发制人”、“预防性干预”等新理念,借反恐推行霸权.美要获得出兵伊拉克的授权,各方也在进行有力牵制.围绕单极与多极、美国一方独霸与反对霸权的斗争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在国际经济方面,围绕制定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游戏规则的斗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使本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并利用这一潮流来加强自己的领先地位和改变本国的落后地位等问题成为各主要国家的基本选择.二是敌友界限模糊,大国互不为战争对手.应对非国家的新安全威胁成为许多大国的战略考虑.与恐怖主义相关的非对称性安全威胁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三是日益紧密和相互渗透的经济联系使大国关系呈现出两面性,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日趋复杂激烈.四是与冷战时期不同,大国间的竞争开始摆脱“零和游戏”的冷战思维,大国间的协调合作远远多于公开对抗,更多地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中这些新的特点正在或将要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将影响到未来大国关系的发展走向.
三、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有利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在一个相对没有大战前景的形势下,各国力求避免公开对抗,不断调整内外政策,冀望在和平环境中,致力于加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在新格局中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近10年来,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等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科技优势,美国的综合国力又得到全面提升,在经济、科学研究与开发、军事等方面遥遥领先.据美国自己估计,在未来15年到20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抗衡,美国的一超地位在此期间不会受到实质性挑战.因此,未来美国将利用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对全球事务进行干涉和“领导”,以建造有利于其称霸的战略安全环境.
“9·11”事件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使美国的称霸野心有所收敛,它利用国际社会对其遭受恐怖袭击的道义同情,以反恐划线,“非友即敌”,将反对恐怖主义与对外称霸相结合,不管是采取单边行动还是搞多边合作完全服务于其称霸目标.这种行为虽引起了包括欧亚大国的不满,但不存在联合反美的前景,各国都把美国作为其外交的重点,并把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作为提升国内经济实力的重要一环.在安全领域都程度不同地把美国作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的一种力量,或比较冷静、客观地看待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看到以上不变的同时,也要看到变化：一是美国的经济神话被打破,经济回升乏力；二是美国的本土安全神话被打破；三是美国的战略部署被打乱.以上变数使美国不得不调整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中、俄的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协调与合作.美国自己也承认,虽然拥有天下无敌的强大国力,但它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受到各方越来越复杂因素的制约.在伊拉克问题上,虽然美多次威胁要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但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它也力争得到其他成员的支持,多次作出妥协,修改决议草案.
美欧日关系.近几年,欧美关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欧盟与美争取平等地位,由过去的逆来顺受正转为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维护自身利益,力争改变目前欧盟“政治侏儒,军事附庸”的形象.美欧在关于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等问题上有明显分歧.欧盟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随意扩大打击目标等问题上与美国有不同意见,尤其对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表示了不满.美欧矛盾增大,既源于地缘政治原因,源于各自利益的差异,也出于安全观的差异.美以自身力量谋求“绝对安全”,而欧洲则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安全.但由于羽翼未丰以及欧盟国家内部的相互牵制等因素,欧洲并没有走得太远,伙伴关系依然是欧美关系的主旋律.
日本近年来一直极力寻求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政治地位.日本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以便捞取政治资本.美国的反恐战争为日本提供了绝好机会,除了外交声援、经济援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外,日本自卫队还实现了在海外出兵,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国会还正式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和《反对恐怖主义对策特别措施法》,为以反恐为名实现海外派兵提供法律支持,这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日本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既定目标,今后有可能会采取加快修宪进程、自卫队普通军队化等措施,并将把依靠美国的影响力作为实现其政治大国的主要手段.
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为了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日本在与美欧保持协调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考虑本国利益,主张日本外交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作相应调整,要在日美同盟框架内保持并发挥外交自主性,特别是小泉首相对朝鲜进行的“破冰之旅”,更是显示其可以与被美国定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接触.可以看出,日本现在争取的不是简单地在美国和亚洲、西方和东方之间选择其一,而是在与美国和亚洲的动态关系中力争保持平衡.
美俄关系进入新阶段.“9·11”事件后牵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俄美关系大幅度缓和,俄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重大妥协,避免与美作力不从心的对抗.一、不再强调独联体为俄特殊领土,容忍美军影响进入其“后院”；二、放弃阻遏北约东扩“红线”,甚至与北约建立“新关系”；三、军事上,对美退出反导条约反应平和,与美签署《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四、与美建立新战略关系,宣称两国新关系的基础是“友谊、合作、信任、共同价值、公开和可预测”.这是美俄双方根据新的安全环境和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所作出的新判断,既是美国重新规范新环境下的美俄关系以加强其一超独霸、“领导”世界的能力,也是俄罗斯在充分认识到国力衰弱、采取务实外交战略、向西方倾斜的重要步骤,其政治实际上是退中有守,舍中求偿,目的是赢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国力.这种收缩符合其盛时扩张、衰时蛰伏的历史发展规律.但近年来,俄发现自己作出的种种让步并没有换回美的回报,其对美政策也在作出一些调整,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对美牵制很大,很让美恼火.
互动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在美俄关系改善的前后,中美、中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内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作用日益重要,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令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刮目相看.尤其是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布什政府改变了上台以来把我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想法,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中美在台湾、人权、西藏、文化等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分歧,但“9·11”以后的双边关系保持了良性发展.2001年底中美元首又举行了成功会晤.布什总统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明确表示反对台独,积极评价两国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鲍威尔国务卿还认为,中美两国虽然政治制度和信仰不同,但完全有可能合作,缩小分歧和相互支持,美国不把中国看成是敌人.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美中期选举后,如无突发性因素,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将更具稳定性.中俄则继续了冷战结束以来双边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加强了全面的合作,还共同将发端于边界谈判的“上海五国”转变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战略协作经过两国领导人的精心培育和维护,已日臻成熟和稳定.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这与大国关系的特点有关,大国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你之所失必是我之所得的“零和游戏”,一对双边关系的改善并不必然威胁到其他双边关系的利益,而且三方中的任何两个也不太可能形成对付第三方的统一战线.美俄的接近并不意味着两国战略目标的根本改变,并不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中国也不会与俄罗斯结成类似冷战时期的同盟来对待第三国.如各方处置得当,有可能出现三边关系并行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总之,大国间已经形成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继续深化将会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埋头苦干、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大国关系态势进一步印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21世纪头20年对我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也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