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民关系

古代官民关系
古代官民关系

古代官民关系
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在他的代表作《窦娥冤》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州有一位名叫窦娥的女子,其父因家贫将她卖给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不久她的丈夫也害病死去,留下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当地流氓张驴儿,企图胁迫窦娥跟他成亲,被窦娥严辞拒绝.怀恨在心的张驴儿于是计划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不料竟阴差阳错将自己的父亲张老儿毒死.随后,张驴儿便勾结贪官将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申诉无门的窦娥被屈打成招,她在临刑前满腔悲愤地质问：“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直到三年后,已做了官的父亲才为窦娥平反昭雪.
几百年以来,窦娥冤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几乎是妇孺皆知.实际上,这种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绝非虚构,而是中国古代官民矛盾的真实写照,它尖锐地揭露了古代中国社会“民不与官斗”的悲哀与无奈.
在古代中国,由于为官者掌握了国家权力,并且以皇权的名义控制着国家经济权力和社会财富,再加上缺乏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致使他们的权力无法受到约束.结果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政治的腐败、为官者的贪婪与残暴,造成几千年来官民之间始终处于对抗状态.尽管在儒家经典《孟子》中就曾一再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实际上,身为百姓父母的为官者往往视民如草芥,肆意欺压剥削.这样的事例,在古代历史中几乎俯仰皆是.
很多人都读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传世名篇《卖炭翁》,而诗中官员的横暴与卖炭翁的凄惨也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其实,白居易创作该诗的目的即在于讽喻当时的现实.在唐代中期,朝廷推行一种名为“宫市”的制度,就是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市场上为皇宫采办货物.但这些宦官到市场上后,却打着为皇宫采办的名义,到处强行廉价购买百姓的货物,有时甚至公然掠夺,使百姓敢怒不敢言.据史书记载,当时一听说宦官来了,就连那些卖豆浆油饼的小商贩都赶紧闭门歇业.至于《卖炭翁》中那位可怜的老人,就是无数受害者的一个缩影.直到大历八年,有一位名叫郇谟的民间人士,愤然“以麻辫发,哭于东市”,冒死向朝廷提出抗议,直接惊动了皇上,才使那些宦官有所收敛.
在封建专制的古代社会里,一旦遇到黑暗的统治,寻常百姓往往对贪官污吏的欺压剥削无能为力,只能逆来顺受.即使那些财大气粗的富豪,如果一旦得罪了官府,也会遭遇悲惨的下场.明代初年,江苏吴县周庄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富民沈万三.他通过垦殖和海外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成为当时的亿万富翁,号称江南第一.当时民间就流传有“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槐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之类的说法.然而,正当这位民间富商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来自官方的打击却接踵而至.朱元璋当皇帝后,严厉实行对富豪的压制政策,首先就将矛头对准了沈万三.据记载,当朱元璋平定江浙后,沈万三赶紧主动提供大量军用物资,但是没想到仍招来朱元璋的嫉恨.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建造六百五十间廊房,供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地征以重税,力图消耗他的财产.更为甚者,在修建南京(当时的首都)城墙时,朱元璋竟命沈万三分担近一半的工程.当财大气粗的沈万三提前三日完工时,朱元璋非常恼怒,多次要治其死罪,只是由于马皇后的劝阻才作罢.过了不久,朱元璋又借口沈万三的儿子沈茂参与谋反,将其父子分别发配到岭南和辽东,一代富豪从此家破人亡.
正是在无数惨痛的教训中,古代的老百姓逐渐总结出了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民不与官斗”,这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官民关系的真实写照.由于政治腐败,一旦发生官民矛盾时,老百姓常常要面对官官相护的局面,正所谓“胳臂拧不过大腿”.更可悲的是,即使诉诸公堂,老百姓也往往会不得不面对“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实.更何况,虽然古代中国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如果真的是“民告官”,作为原告的民必须先被打板子,然后才被允许民递交诉状.相反,为官者却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可以不与民在公堂上对质,也可以不必出面到在法庭上答辩.这种不公平最终导致了老百姓普遍存在怕官的心理,有句谚语就说“无事见官,脱落四两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是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二就是铤而走险,冒死反抗.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有很多的公案小说,如《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等,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民不与官斗”的现实.既然老百姓自身无法与官抗争,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清官”身上.在他们的幻想中,这些清官往往一身正气,当看到老百姓蒙受不白之冤时,立即会挺身而出,惩治贪官,还受害者以公道.在这些美好的形象当中,最著名的无疑要属铁面无私的包拯了.关于包拯的故事很多很多.比如宋代官府规定,老百姓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于是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传说在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就打破了这条规矩,宣布凡老百姓要诉冤告状,都可以到知府衙门前击鼓鸣冤.再如我国戏曲中为人熟知的《秦香莲》,更是这类故事的代表.尽管历史上的包拯确实为官清廉,被后世尊称为“包公”,但实际上那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多系虚构,而只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的反映.
在古代腐败的政治局面下,老百姓如果真要与官斗,最极端的方式只有选择暴力反抗,如暴动、起义等.像明代的矿监税使们,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万历二十九年,当朝廷派宦官孙隆前往苏杭搜刮时,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公愤.他们在葛贤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的抗税罢工,吓得孙隆赶紧仓皇逃跑.著名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是由于官府的压迫走上反抗道路的.当年,陕西米脂由于连年灾害,农民都交不起租税.李自成为解民困,就借债替乡亲交税.后来当地主逼债时,唆使官府将李自成抓起来,严刑拷打,最终迫使百姓愤而反抗,杀死地主贪官,在李自成的率领下走上了起义道路.结果不到几年的功夫,起义军就推翻了腐败不堪的明朝.
几千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官府的威压,老百姓总是抱着“民不与官斗”的心态,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这种官民之间的矛盾一旦发展到极点,就会官逼民反,为官者也会遭到灭顶之灾.正如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所言：“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