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海禁政策的内容.要有权威性.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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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制人民出海自由贸易
由于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阶民矛盾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清廷为维护其统治,对汉人的防范极为森严,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康熙五十九年720年〉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宫,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雍正九年〈1731年),为使“盗匪即无人假冒”,又规定：“嗣后商、渔各船照票内舵工水手各年貌项下,将本人宾斗验明添注,均于进口、出口时按名查验,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严申戒律,正在于害怕中国人民在海外聚众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当圣祖获悉“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资银而归”时,即下令“其南洋吕宋、噶喇巴（今爪哇）等处,不许前往贸易”.其实,在当时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海外贸易活动中,海商们在南洋留居与辗转经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却视海外经商的华人为异己,在此可以举个例子,乾隆六年（1741年）时,荷兰人在,荷兰人在爪哇岛的马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肆屠杀海外华商与华侨,此事传到国内,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两广总督庆复之流的谬论,认为这些被害的中国商民,乃“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王朝这种防海商如同防盗贼的轻商与抑商政策,和同期欧洲国家的重商与助商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17世纪初期,荷兰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杀了一些英国商民,英国政府随即向荷兰宣战,为商民申雪,并迫使荷兰赔款8.5万英镑并割让一个岛屿.而清政府面对同样性质的事件,却故意示屠杀者以“宽大”,连起码的“惩戒”表示也没有.在这种尽力限制华商出海并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国航海贸易之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2.限制商品出口
清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用说那些饮誉遐途的传统商品,即是“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皆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政府大力支持航海贸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场,而且必能在国际关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王朝却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为由,下令沿海各地严禁丝及丝织品出口,规定“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栅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尽入宫.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同年,又规定,因为“绸缎等物总由丝觔所成,自应一体察禁”.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运政策实施五年后,“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其价较前更昂”,于是被迫“开禁”但仍只许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丝及二三蚕丝若干,限额出口,“而头蚕湖丝,绸匹等工页, 仍严行查禁”,其绸缎纱罗及丝棉等项,照旧禁止气清廷禁止传统的丝绸出海,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停驾不开”,直接打击了民间航海贸易事业的正常发展.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将深受海外欢迎的茶叶作为禁止出口的货物之一,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偿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掣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
此外,诸如粮食、铁器、硝磺、金银等亦属禁止出口之列.特别是粮食,清廷控制极严,连船员食用也不准多带,每船只能依照人口多少与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为度.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世界性市场形成时期,西方经济学者无不认识到“只要输入王国的商品不超过输出,……显然不会使王国丧失什么”.大量的商品输出,不但可以剌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通过航海贸易直接换回大量金属货币,以增加国内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本来是对发展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美事,然而,对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洪水猛兽的清王朝来说,却是绝对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对出海货种屡颁禁令,其原委盖出于此.
3.对出海船只的限制
直至15世纪末叶,中国远洋海船尚居世界航业界前茅.但从16世纪开始,在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为压制下,中国出海船只在技术与质量上就走上了相对落后的道路.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规定不许打造双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虽允许打造双榄船,但又限定“其梁头不得过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若“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以及讯口盘查不实卖行者,罪名处分皆照渔船加一等“.此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还曾规定,严禁“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气违者严加治罪”.这些清规戒律,使中国木帆船制造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而与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业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先进科技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纪初就拥有1000艘欧洲标准的商船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造船业跃占世界首位.而此后迅速崛起的英帝国,则更以其一支多得数不清的舰船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锐意扩张.在船体结构方面,欧洲的“夹板船”,异军突起.这种船“用板两层”,“厚径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铅板遍铺”,其坚固程度比当时受掣于官方而无法发展的中国木船高出许多.同时在帆装设备方面,欧洲也融合了传统横帆与阿拉伯三角帆的优点,创造出既有强大采风驱动力,又能在各处风向下使用的“克拉维尔”帆,以后又制造出著名的飞箭式多檐大型远洋快速帆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航海业揭开了划时代的新页.在这种东西方航海力量此消彼长的强烈对比下,尽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中小型传统术帆船在总数量与总吨位上仍有相当的实力,并与明代相比还有所发展,但是站在整个世界航运界来观察问题,这种“实力”或“发展”已成了“昨日黄花”.在19世纪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帆船的构造与装备,再也不是几个世纪之前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世杰作,而只能是“极为落后”的过时货色了.造船历来是航海的基础,清政府对造船业的种种禁令,无异于对航海业发展的釜底抽薪.

康熙的不修长城与沿海迁界 (2006-08-13 11:49:05)

康熙的不修长城与沿海迁界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6-5-17 22:21:00


喜欢称颂满清的人常常喜欢拿长城来说事,满清不修长城而边境安宁,明朝修长城而边患不断,高下立判.常见的论调是长城是封闭保守的象征。愚昧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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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不修长城与沿海迁界 (2006-08-13 11:49:05)

康熙的不修长城与沿海迁界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6-5-17 22:21:00


喜欢称颂满清的人常常喜欢拿长城来说事,满清不修长城而边境安宁,明朝修长城而边患不断,高下立判.常见的论调是长城是封闭保守的象征。愚昧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明朝，正是对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敌意最深，也是最保守、最无能的王朝”。
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不对的，经不起事实的辩驳，明朝恰恰是历史上中国人思想最开放，精神最活跃，眼界最宏大，也是经济上最富裕，强盛时期保持的最长久的朝代。
长城防的是北方的游牧或狩猎民族，这些民族社会形态文明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原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民族每一次对南方的侵略抢劫，都在客观上造成文明的破坏和倒退。长城的存在增加了这些野蛮民族侵略屠杀抢劫的难度，对文明保护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对野蛮侵略抢劫屠杀的开放，正是对文明进步的封闭扼杀。不修长城的满清恰恰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封闭最僵化最保守的朝代，明末已经进入冷热兵器交替的中国，到了清末却居然回到了用大刀长矛来对抗洋人的枪炮，这才是铁的事实。

喜欢歌颂满清的人最喜欢引用康熙的一段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士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这一段话，真是唐哉皇哉，冠冕堂皇，义正词严，俨乎其然。也真难怪一个叫王本道的人，佩服的筋骨发软，精神上膜拜的五体投地，颂圣的话，由衷而出，绵延不绝。能肉麻到什么程度，下面就是了：“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这番话，如黄钟大吕，对我心存弥久的“长城情结”实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正是这个康熙，从“修德安民”的思想出发，坚持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正是康熙的开明、开放，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盛世。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修筑长城的工程画上了句号”。
看了这话，真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怀疑所见的并非现代人的发言，而是三百多年前正宗的满清奴才御用文人穿越了时间隧道来到现在慷慨陈辞！

我们不必怀疑说出这些话的人的真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会觉得肉麻，也不会脸皮发红，相反心安理得，虔诚得很，或许还带点亢奋激昂。奴性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透入骨髓了。

但历史的事实，毕竟无情，给这类无耻文人以难堪。康熙不修长城，这是事实。但满清的入关，本就是满蒙上层统治者互相勾结，进入中原烧杀掳掠，奴役人民，剩下的只是如何坐地分赃，也确实没有长城的用途，对于这昔日阻碍他们肆意屠杀抢掠的堡垒工事，自然不会有什么顾念。北方的长城是形同虚设了，但整个中国的沿海，在那个满嘴冠冕堂皇言辞的康熙统治下，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却建立起一道无形甚至有形的长城，其规模之浩大，牵连之广泛，长城与之相比，只能望尘莫及。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如果要列出人类历史上一百个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那满清的沿海迁界应该榜上有名。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迁界的过程当然伴随着画界，立界，守界。“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其凶悍程度确实旷古未有“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甚至连一个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岛，满清也硬是要让岛上居民与大海隔离起来，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敢于出界的人都杀无赦，看看当时的记载，确实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南明史》上特地举了一个莆田县黄石千总张安的例子“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同书上引用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清廷的淫虐确实到了极致程度，只不解为什么为祸惨烈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却一直被有意的忽略掩盖不提，是什么缘故？
沿海迁界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开头几年，还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康熙就是首要的罪魁。此人一面冠冕堂皇的大谈“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另一面却恰恰在他统治下开始修建所谓界墙。原先沿海迁界不过是木栅、篱笆为界，土墙为界，而正是到了康熙统治下，开始正规的大兴土木修筑界墙，真是打算把中国包在里面，彻底和海洋隔离。下面是《南明史》的记载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当时的人卢若腾在诗中说：
“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
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
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
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
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
欲渔无深渊，欲畊无广畦。
内地忧人满，妇姑应勃溪。
聚众易生乱，矧为饥所挤。
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
既丧乐生心，溃决谁能堤。”

其中这两句尤其精彩“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一个“防海如防边”，真是把清廷凶虐离奇的程度，刻画的淋漓尽致。用“防海如防边”对照一下康熙冠冕堂皇的伪善言辞“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岂不是有一种格外荒诞滑稽离奇的感觉么？岂不是应该让那些热烈颂圣，对满清皇帝功德眷眷无穷的无耻文人活活羞愧死么？


沿海迁界牵连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顾诚摘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也就是从当时人的见闻以及清廷制定的官方政策来说从北方的辽东一直到中国最南方的广西海南都沿海迁界的范围内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亿万计”，也就是上亿了。这个数字是否夸张呢？我觉得是不夸张，按照现在历史学家，人口学家从各方面的统计估算，明末中国的人口在二亿左右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明朝自己的统计数字是五千多万）。而到了清初，中国还剩下多少人口呢？按照满清统治者自己的统计是一千多万，就算也乘以四，也只有八千万不到，而实际上，满清不象明朝政府那么散漫，在他们极端严密苛酷的统治下，他们的人口统计应该只会为了粉饰而往高处虚报，而不会刻意低估，所以就算往拼命高里估算也就是四千万左右。和明末相比绝对减少就在一亿六千万左右，其中大半都是清廷屠杀迫害而死的平民。而沿海地区人口密度也远比其他地区大的多，满清的沿海迁界把这个地区扫荡为平地，所迫害死的平民上亿应该不是夸张的估计。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
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当然没有任何将情况故意夸张的动机。而且注意，这是他的遗疏，也就这些话只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写下来。所谓的“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这对照前面屈大均所说的“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便可以知道并非夸张虚语。按照他们的说法，满清的沿海迁界是自从有广东这个地方来，生灵遭受的最大的惨祸，这话恐怕不仅适用于广东，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

如何估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破坏，如何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重大影响，这恐怕是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上面的财富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劳动开发而积累起来的。而在清廷的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一个地区受到破坏再厉害，也毕竟还有人在上面生活劳动，还有房屋，树木，保留一部分下来，而沿海迁界却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把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彻底变成一个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以前明朝政府虽然也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有过禁海令，但其性质主要是针对倭寇，和东南亚的往来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短时间的禁令也不过是空文，民间海外的贸易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朝结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综观明朝，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是处于不断增强的局面，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从未中断过，而且不断加强。到了郑成功父亲的时代，更有完全压倒西方的殖民国家海上力量的趋势。而满清的二十年沿海迁界等于把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连根拔除，这一手确实是做的辣且绝，这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至于这二十年，而是蔓延到了两三百年之后。试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孕育培养出来的海上力量，被连根拔除扫荡之后，还怎么可能恢复过来呢？
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纷纷去寻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门，说是儒家文明，说是农业文明，说是程朱理学，还有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实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根本就是伪问题，伪答案，其荒谬程度和几个近视眼为了比较谁的视力更好，就比谁能说出远处匾额上的字，结果到头来匾额根本就没有挂一样，甚至更荒谬。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狗屁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连比较的前提都不一致，这样的问题不是伪问题，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的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还有些所谓的聪明人发话了：历史不能假设！好一个愚民的主张！错！历史不但应该假设，而且必须假设！对历史做假设，正是能让人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到隐藏在迷雾后面的真相。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能够假设！这是人所独有的思维能力，人区别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不但能够看见表面现象，还能看见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不仅能够看到既成事实，更能够看见所谓的既成事实从来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路径。把既成事实当成必然事实只能是只会低级条件反射的动物逻辑，而并非人的逻辑。

自然科学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假设。没有假设就不可能有牛顿力学，难道世界上真有绝对光滑的平面，让物体永远因为惯性而滑动下去吗？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么？没有假设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难道真的能够设想人追上光之后会发生什么吗？真的能在时空的每个角落都放上一个钟么？当然也不会有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等理论不都是先从假设开始的吗？
自然科学不能离开假设，难道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能离开假设吗？所谓历史不能假设根本就是骗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阉割的谬论。现在就让我们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西欧和中国一样遭受到类似于满清的统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结果只有一个：和处于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一样落后，甚至更落后！更进一步，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这样的摧残统治，又会怎么样？到那时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绞尽脑汁的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这么落后于中国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统治，还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这样的研究，美其名为学术，其实是连基本逻辑常识都不具备的笑话和闹剧而已。

其实真要问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受到远远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杀，而英国和西欧在那个时候，在它们国家的旁边却根本没有这种民族的存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客观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倒才是一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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