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大古都的历史条件

中国七大古都的历史条件
中国七大古都的历史条件

中国七大古都的历史条件
历史上的京畿观与天下观——五大古都论议
　　李纪祥
　　一、大陆形势天下观中的长安与燕京
　　中国历史上,向有五大古都之称,此即：长安、洛阳、汴京、燕京、金陵.吾师王恢先生为近代史地名家,曾为钱穆《国史大纲》及《清史稿校注》中手绘舆图,图中蝇头小字皆出其亲笔.其所著《中国历史地理》上册,即以秦汉长城、唐宋元明运河、及历代之五大古都作为表述之重点,至下册方为历代州域建置之沿革.于五大古都篇中,对于吾国历史上的南迁与西播、长安之大陆形势、燕京之海洋形势,尤三致意焉.
　　清初遗民顾炎武,晚年居于关中,顾氏为江苏昆山人,其所以居西北,审度天下形势以待变可以有为也.可见顾炎武对于关中形势与天下的观点.这与另一清初大儒黄宗羲晚年隐居浙东著述其《明夷待访录》正相反,黄宗羲对于定天下京师的观点系主张定于金陵的.
　　顾炎武并著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自三代以来之历代都城之有关史书之记皆摘入其中,乃知系一有为之书.惟顾氏虽然对于京师所在有所留意,然于天下形势分析,则少着墨.对此补其阙憾者,则当推另一遗民顾祖禹.这两位顾氏,就是被钱穆太老师推许为“少时慕吾乡二顾之为人”激励其少时即有学问之志者.事实上,不论是顾祖禹还是顾亭林,抑或是钱穆本人,对于首都的主张,皆是推重立于关中形势建都为朝的长安时代.如此看来,历代知识分子对于建朝立都,还是有其一贯的关怀.钱穆后来在抗日战争末期首先撰文讨论战后的新首都问题,不能说是没有其历史上的继承.
　　顾祖禹的名著为《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绝伦,魏禧称它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作者则自称此书为“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这也可见他的自负了.我们且看他对全书一百三十卷的篇章结构：
　　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
　　在这个布局的说明中,我们还看不出来顾氏所论的天下形势与京师建都之关系.但其书以《历代州域形势》为开卷,表示他非常重视“形势”,他说：“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专论形势中,对于建都之所尤其再三谆谆致意.他在〈北直隶形势〉中本当专门论“北直隶”的形势,却笔锋一转而论到关中去了.他说道：
　　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非今日之直隶乎!
　　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
　　然则建都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
　　在问答中,他直指他心目中的理想建都之首选在于关中.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如果从国都的所在来论,则实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为关中的长安时代,举凡周、秦、汉、隋、唐,都是都于关中的长安时代；一为燕京,辽、金、元、明、清都可算是燕京的时代.而居于长安与燕京之间的洛阳与汴京,都于此者,则有东汉、北魏孝文帝；都于汴京者则主要是五代与北宋.可见洛阳与汴京正是在长安与燕京时代形势东移的过渡.顾祖禹形容关中的形势曰：“以陕西而发难者,虽微必大,虽弱必强,不为天下雄,则为天下祸.”睽诸历史,商代亡于八百里之岐周文王与武王；而周都镐京,遂成其八百年基业；战国时东方八千里之六国,而一统于千里之秦国；汉初高祖纳娄敬与张良之言,敢于以关中为都；而项羽则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然汉初都长安并非安逸,匈奴雄踞北方朔漠,后遂有平城之危,赖陈平奇计方得转安.中国大患在北方与西北,是故长安不仅是中国域内之首都,同时也是整个政府有其进取的开国气象之展现.隋唐代何尝不然,隋文帝于开国之初平陈之役后,即着手规画历经南北朝残破已久的长安新城,曰大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惟有李渊父子自太原入长安,此时长安早已残破,然李渊遂以此而定天下.同时,唐太宗虽亦如汉代般有称臣于突厥之耻,而终于击破突厥,成就其天可汗之天下大业.不论古时候的匈奴、突厥,还是近代以来的帝俄与苏俄,都是北方的大帝国,然而,匈奴衰而大汉起；突厥裂而大唐兴；是故近代具有文化情怀的史学家陈寅恪在数十年前写过一篇〈李唐父子称臣突厥考〉,正是隐微地指向中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可以有变,而亦事在人为,审度形势与历史关系,不愧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方今俄国形势已变,整个欧亚大陆的形势也跟著起了莫大的变化,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初起的时代士人们所感受认知到的海上起风云的新时代局势又大不同矣!则长安每每在残迫之后还能够再兴起一个盛世时代,当有其形势上的必然性矣!不仅是一个对内的京师上选；而在对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进取有为的大时代之首都.
　　凡以长安为都者,洛阳则必为其东都；若长安为一政治与军事中心,则在古代,洛阳则为其文化中心.洛阳古称中州、中原,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一向为中国华夏文化之代表地.这种东西对峙的态势,要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才有了一次绝大的转变,成为此下长达近千年的燕京时代之来临.这一形势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运河,南粮北运,不知不觉中大运河的航道逐渐东移,这就是元明清时代运河贯穿南北以北京与杭州为两端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燕云十六州---幽燕地区的落于北方民族之手.从此,燕云形成为北方民族深入中国的一块形势要地.只要敢于居此,便可以当开拓之前端锋势,拓其大有为之向外开拓.这是北方民族向南方中国的形势.而燕京正是在此一草原民族向南征伐中国的形势中所凝聚出的上选都城.换言之,燕京对契丹、女真、蒙古而言,就正如长安之于汉民族,象征著对南方开拓与对外的形势进取与有为.燕京时代的来临,标志著北方草原民族征伐南方农业民族所孕育出的燕京之地位.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燕京的优势常在北方与南方对峙的时代,所以在历史上,燕京是一个具有对内统一性格的京师首选之地；这一点,无论从契丹之威胁北宋成为当时亚洲世界的盟主,或是由金代之威胁南宋退守至半璧江山,或是蒙古根本就灭了南宋而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就可以看出幽燕地区成就燕京之为北方局面的特性.一旦京师上选从长安移转到燕京,中国北方南下一统南方的路线也有了变化.长安时代必定是先取长江上游之川蜀,而后沿巴东顺江而下,下武汉而取南京,如西晋之平吴、隋之平陈与宋之平南唐；到了燕京时代,则直接自山东、苏淮之地而南下渡江,是一最为捷迅之路线.从古时的金兵南下追南宋高宗到近代的淮海战役,历史上的地势还是影响著创业与守成或是开一时代之新局的!因此,如果一个时代已经大一统时,燕京是否仍然是一个对外进取的京师上选呢?顾祖禹显然没有讨论到这个课题,同时也没有将海洋的世界形势纳入来考量与思索.顾祖禹所描写的形势,毕竟只是中国的“历代州域形势”,而不是“包含了海洋时代之后的域外万国之世界形势”.清代初年之时,对于这些遗民而言,利玛窦的五大洲之世界新图《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早已自明万历以来已传布于中国域内；但顾祖禹显然没有受到这些耶苏会士携来的世界新图五大洲形势的影响.我们从顾氏该书的〈凡例〉界定“方舆”一词的定义：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
　　就可以知道他所持的仍是传统上的“地方说”；但利玛窦在华所绘制的五大洲世界新图(从《山海舆地全图》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最大特色与基础,就在于它的“地圆说”.“地圆说”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世界各大陆地之间的交通方式；我们知道,正是因为地圆观念的接受与相信,才启动的欧洲人麦哲伦等从海上开始“环游”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纪---海洋世界观的到来,也刺激了中国.这个蓝色海洋文化与黄色大陆文化的交互碰撞与交流,使得中国人开始将自己视为“五大洲”的“万国”之一；也刺激中国人在定天下之都与世界版图的视野上有了转变.海洋文明的思维全然未受到空中交通的发展而受到影响.只是,在建国之后的今日,甚么是定天下之中以为京师,甚么又是京师为国之首都、是环顾天下与世界的视野中心呢?古人所重视的建都立朝的问题与关怀,是不会因为近世海洋世界时代的到来而转变的,我们依然要面对海洋时代的中国首都的环中以顾天下的课题!同时,中国本身的向来所具的“禹贡九州”模式的大陆形势,及其在更广大的海上世界之中的形势,要如何重新作出新旧激荡之后的考虑与思量,也不能不是一个传统的一贯议题.知识分子在此仍然应当有著承旧启新的读书思惟.
　　二、“燕京”之为京畿能否兼容大陆与海洋观点
　　新时代的天下观与华人文化版图
　　顾祖禹的这部书之弱点在于对宋元以来兴起于南方的海洋形势的着墨较少,同时对于明季以来流传刊布的利玛窦世界新地图也未受其影响.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顾氏所言者实为“中国形势”而非“世界形势”.这一脉络,代表的刚好是中国南方自宋元明以来的海洋形势与海洋观点.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西北的传统陆上西域交通拉向了东南与西南的大小西洋的海上交通.西北的陆路黄沙滚滚,而南方的海路则波涛汹涌；西出阳关的琵琶胡曲转成了蓝色的奏鸣乐章,沿海的形势成了一八四二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主线.谁也没能在明末万历的时代中预见到未来：世界版图的方位观,到今日为止,已经被利玛窦模式的《坤舆万国全图》的方位观所取代.
　　在明代万历年与清代雍干年间,各有一本甚为著名但已为今日人所忘却的《东西洋考》与《海国见闻录》,尤其是后者,“海国”一词的语汇便系由此崁入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中.这两本书分别代表著明清两代中国南方所形成的海洋观点.这种海洋观的世界之方位,虽然与当时居于主流的大陆型世界观相同,都是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但是,就中国自身的南方、北方而言,仍然有著小不同；而小不同也就显示出了大不同乃至于冲突与差异.以中国的长江为界,立足于北方,则长江以南便是中国的南方---江南江南,暮春三月草长,便是由北方来的方位称呼.那么,福建以南的沿海甚至是郑和“下西洋”,就更是南方的南南方了；距离黄河流域的北方,感觉上更是遥远,这正是大陆型的世界观特色：海洋上的世界,总是一个“他者”,黄土高原的故乡感受,是土地的.但如果是立足于长江以南,最好是愈接近沿海的浙闽广琼岛,则由这里出海航向海洋的大世界时,漂荡在海上这一片广大辽阔中的一艘艘船舶中时,世界的中心,仍然还是在长江的北方吗?我看未必!此时对于海上船民那怕是移民也罢,世界的中心应当是在回望的家园、南方的土地上；这也就是说,海洋世界在中国历史上是从南方开始联系的.立足于中国来统一南北方的海洋之世界观,必须要从东西南北洋来称呼与感受这近代新世界的方位认知.处在你右方的,是“东洋”,向左则为“小西洋”与“大小西洋”,小西洋就是今天的印度洋.至于地图上处于亚洲东边方位的南北美洲,在利玛窦尚未登陆上澳门时,他手上的那幅由欧洲携来的奥特里乌斯的新世界地图上,美洲的位置是被绘制在世界全图的左半边,也就是西半球,那是因为利玛窦的家乡意大利与西欧皆处在这幅世界地图的中心线上；而中国与亚洲则在地图的东半球的东方边缘处.到了利玛窦登上澳门抵达肇庆之后的第二年,一幅有著汉文标注与图解的最新中文版世界地图问世了,在这幅地图上,中国被利玛窦移到了世界地图的中心线附近,欧洲与亚洲大陆都是位在这幅新地图的西半球处---也就是欧亚大陆.而美洲呢?正好相反,被移到了地图的东半球.如此一来,美洲的方位便移到了中国的右方也就是东边.但是在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书中,则显然并没有追随这幅利玛窦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世界第一幅汉文世界地图的传统；他采用的是西方的传统：美洲在欧洲的西方.魏源是以向于更为遥远的西方瞭望美洲而称它的方位所在为“外大西洋”；完全不同于今日的航空器飞向美洲直线飞行的方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美国乃处于中国的东方航线之位置,中间所相隔的乃是太平洋,在明清时代则称之为大明海、大清海或大宁海.但在魏源那里,却是向西而行的“外大西洋”.可见即便是以中土来环顾十七八九世纪以来以海洋世界为主的天下观,方位与形势间也已经有了不知不觉的变化,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这样的方位改变,暗示著世界局势的若干变化,隐喻著方位观的移动于天下间便正是顾祖禹所谓的“形势”之势异形移.
　　晚近的若干日本学人在反省二战以前的日本学界之东西洋观与东亚共荣圈的论述时,除了希望摆脱二战战后日本在亚洲的位所的一片空白之外,也希望从新的反省与历史回顾之走向中,为日本作一重新定位：既非西方的日本,也非东亚的日本,而是将其皆视为可以讨论的论题.日本学界中惯用的“东洋”与“西洋”,其实骨子里正是对于明代以来兴起的新海洋版图观及其用语的继承.将欧美视野中所谓的“东亚”称之为“东洋”,含盖了中国、日本、韩国等,“西洋”则称指近代以来东西方碰撞之后的欧美列国；这种新世界观的“东西洋”之二分,其实在晚清以降被中国留日的学人与革新份子所接收,遂造成近代以来迄于现代的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认为中国许多世界观多是由日本所转口输入.然而,影响的源头,不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的“东西洋”观与海洋观么!日本学者的反思,从丸山真男、沟口雄三到滨下武志等,仍然显示他们对于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的向南洋延伸至苏门答腊热带地域的历史性,这种反思颇能投入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之中,香港及星加坡的中国学者们也有这种海洋性格的属性.但是,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个对世界皆有影响的大事件,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出现于黄土高原、黄河流域视域中的北方大陆,一个如匈奴、突厥般领土横亘欧亚大陆的草原民族属性之帝国,你很难用现代语言如冷战、国际现势来解释这一事件之后的历史纵深意义---有关苏联帝国的殒落的事件.于是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后以来的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分水岭：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如何重新分型认知,如何能使中国的世界与天下观是一个既有历史的纵深、又能兼顾南北方所反映的海洋与大陆世界观,融铸于一个最恰当合适的京师、京畿所在的中国之中.
　　三、一个历史议题的抛出
　　当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课题进入现代情境时,它能否仍是一有意义的议题呢!如果以传统的大陆观而言,京畿的上选当然是古昔的长安,长安曾在秦末、南北朝、隋末皆遭残迫,继之者汉、隋、唐皆能致其复兴而复又以为京畿之地.直至契丹王朝时燕云形势一变,反成为北方民族之南进基地,究变此一大势,遂知酿就燕京之为都城气候数百年之因,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必献深刻微言与学术观点,亟言“安史之乱”与此下南北形势与华夷升降变化之几；而安、史正起于幽燕.长安时代之平南,皆自川蜀上游而下江；燕京时代则平南必以幽燕望江,故自鲁、淮而渡江以下金陵；京畿不同,其南北形势之观亦不同.谓长安与燕京与中国之大一统孰为胜孰为上选,似正为一“大可讨论也”之课题,也是议论大陆型世界观与海洋型世界观分歧与孰重的焦点,这是过去所没有意识到与讨论到的一个攸关开国格局的议题!
　　中国自古大患皆自北方起,反之则匈奴衰而汉兴、突厥蹶而唐蔚；方今之天下形势,北方又一帝国衰矣,俄罗斯一旦非北方盟主,中国通西域以联欧洲之势将如古昔般复可预见,则以欧亚大陆为世界之中心而言,西北之通与京畿大陆观之再起,长安时代盛世之象似已将来临矣.
　　然而,往昔之燕京,皆为辽金元向南之根据地,否则即为中国域内分裂时代北方以制南方之上选.无论清廷初起之制南明,民初袁世凯之挟北洋以制武汉与南京,或是国共战争时期之北与南,皆有以凭借此一古来之燕京制南形势.是故燕京者,以北制南之上选也.若大其一统时代业已将临于中国,天下纷纷目光向内之形势已将一变而投向外部之际,紫气东来,又将若何以视?何种京畿方是最为适合未来之天下观与世界观,并以教育未来子、民呢?设若中国统一的时代已经行将来临,则依春秋公羊传所云,“大其一统也”的传文强调“一”与“统”之“大”者数端,除改制、继圣王之统、依农时颁正朔新历、正其始以布新政外,尚有京畿之为何地以立百年基业的课题.近世以来,中国不论鸦片战争以前或在其以后,皆已可见中之尚须有海洋之世界观及其文化版图之视野,以瞭望南洋世界与东西洋世界.此一京畿为中国之中枢,则何处京畿可以提供此一既具大陆观又具海洋观?以北京而论,自古燕京为北骑制南之地；然近代以来,北平天津与大沽洋沽联系海岸为一线,北京即以此而相接海上,是故留学生归国,凡由船舶以回,必先自天津上岸,故学成归国者常先为天津之南开大学所聘者,即以此；此可证北京实有与海、与洋世界联系之地理意义.然而,海派之风潮又何以常属之上海,北京反倒充满著「故都”怀旧之风?若然,海洋世界之风会似又应当系荟萃于此一吴淞、黄埔两江之近代缘洋而方兴之上海方是?上海与北京之风确有不同.看来,北京似乎仍以陆上京畿形胜为多,故其历史氛围中,仍多辽金元明清之风而少古昔所谓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时代之风韵,则成其为北京之京畿者,似仍在其近古之势而不在海上开新运之世也.若然,大一统时代中国之京畿观,究竟何处可开一代之气运,合千年之大陆天下观与近世之海洋观,以屹立于当今与未来之世界乎!这也就是百年前的经学才子智士---既饱读经史之籍也读览利玛窦以下西洋新书的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之＜后叙＞中所吐露的心声：“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有著合西北之陆与东南之洋于一势的天下观之关心与期待.
　　在民国23年即1934年时,钱穆先生首次思考到了抗日战争之后未来首都的可能问题,而抛出了一篇广泛引起学界讨论的文章：〈战后新首都问题〉.钱先生在文中所主张的自是立都于关中为胜；但当时的学者也持有许多不同的论点,各人也都有其各自的历史依据；有主张北京者、有主张武汉者、亦有主张兰州、主张南京,甚至主张广州、上海者；在当时的确掀起一股波澜,为战后可能到来的新局势注入一新气象.钱穆先生不愧是能读书的中国人.中国的宪法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宪法中规定了首都所在,而当年的五五宪草中则没有明文的规定.时间推移到1949年之后的台北,我的老师王恢先生在张其昀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系中任教,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的课程,他在课堂所明确地主张者,乃是持“北京说”,关键便是在于天下形势当在海洋.当年也许王恢老师没有能够料到后来历史的发展居然会向传统、向北方大陆变化与推移,没能料到后来世界冷战的局势,是俄罗斯苏维埃帝国的崩溃,这个崩溃的变化使我们看到了古代汉唐历史上匈奴与突厥帝国的兴起以及其崩裂的联系.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比汉代西域与唐代安西都护府还要广阔的西北的欧亚大陆的天际,从北京可以穿过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而直达莫斯科而后连接上东欧、中欧、北欧,或是微向南方而与土耳其的伊思坦堡作出整个欧亚大陆的辽阔视域,并以此视野为腹地,来面向海洋世界.这样的视野,于是与海洋世界形成一种撷抗；是大陆型的长安时代与海洋型的北京时代之孰为京师上选的两难难境与撷抗；这种撷抗意谓著对于变化的必须思惟,对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旧型思维的再思惟,一次能融、能蓄、能兼南北、能合大陆与海洋而体现于京畿天下观上的文化视野之思惟.
　　从古到今,两千年史,也不过是五大古都而已,但金陵虽有王气,但通常多为偏安之局,东吴与六朝已经给我们够多的启示；南北隔著一条长江而有长达数百年的南北朝,其惟一的好处便是在相互争正统、争胜中造就了不少人才,像原属南方的庾信在出使北朝后便因北朝惜才而滞居,遂有怀乡的千古名文《哀江南赋》之作.洛阳则为中原之文化古都,汴京乃是运河与南北气运升降所一时造成；名虽曰五大,而实则论其朝代亦不过周秦汉隋唐与辽金元明清两个大时代而已,以京师言则荟萃于长安与燕京.长安是历史上大陆型世界形势的中国京畿之上选,燕京则是大陆形势中国相峙域外尤其是北方时的北伐南之对内一统之上选.近世以来,不惟海运大开,酝成海洋万国之世纪,同时又佐以航空之古代所不能想见之世.则所谓世界局势中之通大小西洋,究竟是以陆路通欧洲?抑或是当以海域视西洋?又近百年来之南洋,已为东西交通荟萃之地,此一历史形势又当如何纳入中国之京畿所在的眺望世界之中,来建构自我的何谓中国与何谓处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呢!我们在今日可以对历史有所选择,或者是对历史作出不同而又更有智慧的版本选择,例如：选择继承三五百年前的祖先之海洋世界观；或是,继续选择继承五四时代人面向西方对近世“西洋”欧陆的海洋世界版图观的选择；都是一种选择.然而,至少在我们在今日决定选择何种版本的历史以面对子孙的教育之前,应当对于某种版本所提供的眼界之联系应当先作出时代的自觉与反省；以及是否有其他更为开阔健康的历史之版本.这似乎应当是面对后代的态度.
　　笔者撰本文、抛议题,不过是效法于太老师钱穆先生之尘尾后,以砖引金言而已.
　　这个李老写的非常好,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