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文正济秀才》中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从《范文正济秀才》中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从《范文正济秀才》中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从《范文正济秀才》中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范仲淹(989—1052)
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到参知政事（副宰相）.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慨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解读大慈善家范仲淹深弘誓愿
范仲淹,北宋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出将入相,功满天下,其英名已传之千古.他晚年撰《岳阳搂记》,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弘誓愿,更是传诵了千百年,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
然而,范仲淹是大慈善家,人们却知之甚少.他当官时,俸禄较高,但其平生却“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他不像许多儒士追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的个人享受,而是办义庄、兴义学,解人之难,使之安居乐业,或受良好教育.他临死时竟清贫如洗,以至无资以葬.他的慈悲济世精神就是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
一、置义田,兴义学
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却克勤克俭,省下余资,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其子范纯仁说,范仲淹“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十余顷(十顷为千亩),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当时聚族而居已有九十口,则平均每人占田八亩有余.岁入粳稻八百石.计口给米外,存余粮以备荒年及丧嫁之费.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以宽广胸怀自愿：“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评价道：“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富弼撰的文正公碑铭中亦写道：“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既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副边防长官,对西夏作战),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无敛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范仲淹亲自手订义庄的管理规则,规定任何人,包括义庄掌管人犯规,由“官理断”.他对子侄要求很严,嘱他们“勿烦州县”；他给诸侄写信,再三要他们在官当廉洁谨慎,必须有乡曲之誉,才能推荐.范氏后人继承了办义庄的传统,在晚清时达到八千亩,其供给赡养的范氏族人有了数倍的增多.
范仲淹也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他曾在苏州购得南园之地,已盖好房子,准备居住.一位阴阳家(风水先生)说,住此地“必踵生公卿”(可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受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让天下士人来上学,都成为贵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他继承了孟轲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除置义庄,办义学外,范仲淹的义举是很多的.这里只举一例以明之.他被贬到浙江当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路费,不能回乡.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一首诗,并嘱咐道,“过关过卡,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二、只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
读宋史卷范仲淹传,读范公文集,才悟到范仲淹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是他的由儒家的“兼济天下”到佛家的“普度众生”的境界的人生轨迹.他少年时,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冬夜读书,为振作精神,以冷水沃面.虽然“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后来他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在应天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师从戚同文,继续“苦心劳形”,“五年来常和衣就枕”,“读书累年不解带.他曾立下不能当良相,即当良医的志向”.他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后来,他的忧思更为深远.他表白有“益天下之心,重千古之志.”他称他的至诚所趋者,乃是“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乐.”他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他无论当文官,抑或任武官,都深得民心.这是因为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
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抗击西夏时,边上人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任开封府尹时,开封人称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明代何渊镌说：“大凡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于已.”这是对范仲淹的伟大人格和精神的高度概括.
范仲淹置义田、办义学是他的“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的精神的延续.此外亦有其恩师戚同文的影响.《宋文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讲“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碉给之,丧则赈恤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日：‘人生以行义为贵.’由是深为乡里推服.”
我国学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源自孟子.孟子曾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笔者不否认孟子的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但必须指出,范仲淹的十四字深弘誓愿的境界高于孟子.晚于范仲淹的苏轼也曾说：“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担)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其境界也逊于范仲淹.范仲淹是一位儒士.孔孟表述的是“做人之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的一生切实地践履了.然而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则表明,他有着更高远和深沉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理念,那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这是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三、慈悲济人,普度众生
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不可自私自利,要与他人忧乐与共.但儒士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进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者不多.原因一是,儒家的“仁”是在家族伦理的文化生态中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不断递减的差等的爱.而“为仁”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二是儒家只论及人际关系,而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论及人与神鬼的关系,也未论及彼岸世界；儒家虽提及因果报应,但缺少作恶下地狱、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内容,因此现实效果小.孔子曾两次扼腕而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喜欢德行能像迷恋女色一样的人啊! )欧阳修是宋代的大贤、大儒之一,然其“游饮无节”,有时迹近放纵.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说,欧阳修嗜酒亲妓的荡习,有时令人“讶其多游.”欧阳修自己亦坦言：“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其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范仲淹也曾叹惜汉代的贾谊不能把名位看破,悲郁而死于长沙,其诗云：“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孰；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钟能提起人的警觉.佛家是把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相连,作恶者会入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因此具有强大的警策作用.
范仲淹是一位佛门居士.笔者并未专门进行考证,只是在浏览《佛光大藏经、净土藏》时,读到清代济能纂辑的《角虎集》,书中载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门行止的个案.他作为居士,自始信仰佛教(宋时,佛教指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诚然他熟稔佛经.比如,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当即识别出于宋初刊刻的《大藏经》.他曾说：“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两句最为警世,都是菩萨境界.他在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未获成功,而被排挤.他在谢表中,表达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宋.”欧阳修也赞扬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不以物喜”或“不以毁誉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缘,不受环境即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所左右,保持其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和慈悲.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他是禅净双修.据《角虎集》载,他“常修净业,以养圣胎.临终之日,谓家人日：‘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 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溘然而逝.(佛教是师道,范仲淹以阿弥陀佛为师,最终随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笔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源自佛家,更准确而言,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地藏菩萨深感众生太苦了,而地狱众生更是苦难深重,因此他的誓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可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了解到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为是罪恶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恶众生,令是安乐得至菩萨,我终未愿成佛……”这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乐,是慈心；拨一切众生苦,是悲心.这种慈悲是平等的、无条件的、一视同仁的.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这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先让天下人都快乐,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识,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苦乐相共的.因此,他对天下人的拨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的,而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苦行.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门居士,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胡锦涛于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时,倡导“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因此,继承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和地藏菩萨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自古以降,我国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等继承发扬了范仲淹的深弘誓愿,为中华民族和人民铁肩担道义.他们在马背上角逐日月,刀光里保家卫国.比如,吉鸿昌将军临刑前,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进发出人生的悲壮.缅怀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愈加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高山峻岭.
经过“文化大革命”,被“神圣”口号戏弄过以后,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人的神圣感、尊严感暗淡以后,只会一心跟着感觉走,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目不暇给,魂不守舍.更有甚者,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态度,热衷于反权威、反道德、反理性、反正统、反严肃,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丢失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怀抱.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都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都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范仲淹死后,韩琦在祭文中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今天,他依然是我们的导师.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有永恒的价值.”诚哉斯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悲壮刚烈,令人血脉喷张,令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是令人低回敬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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