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每个农民起义成功的朝代都必将从最初的民心所向到…… 是否必将都有一个因果轮回呢?如今天朝是否也必重蹈此覆辙,只是时候未到呢?

是不是每个农民起义成功的朝代都必将从最初的民心所向到…… 是否必将都有一个因果轮回呢?如今天朝是否也必重蹈此覆辙,只是时候未到呢?
是不是每个农民起义成功的朝代都必将从最初的民心所向到……
是否必将都有一个因果轮回呢?
如今天朝是否也必重蹈此覆辙,只是时候未到呢?

是不是每个农民起义成功的朝代都必将从最初的民心所向到…… 是否必将都有一个因果轮回呢?如今天朝是否也必重蹈此覆辙,只是时候未到呢?
1、不是因果轮回,是事情发展逻辑,就是甲事件引发乙事件,乙事件再引发丙事件.
　　2、封建社会一方面是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暴力统治集团,另一方面是农工商构成的生产集团.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暴力统治集团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的统治政策、剥削轻重程度、对仁政暴政的选择.
　　在封建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劳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朝廷这种行为,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和减少统治成本的需要.
　　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够用时,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碍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妨公开或私下行霸道.选择权毕竟在统治集团手里.更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
　　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一盘散沙的弱小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官僚个人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
　　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 .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生产开始恢复,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当发生农民起义时候,朝廷将造反农民承担的赋税摊到没造反的农民身上,结果搞得全天下造反.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