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写一篇辩论稿?孙中山是否该让位给袁世凯?

谁帮我写一篇辩论稿?孙中山是否该让位给袁世凯?
谁帮我写一篇辩论稿?
孙中山是否该让位给袁世凯?

谁帮我写一篇辩论稿?孙中山是否该让位给袁世凯?
不该!因为当时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一举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而且埋葬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在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过了一个半月,就匆匆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时参议院则根据他的提议,通过投票,一致确认原本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推出“宣统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的政治三角戏.袁世凯毕竟是同革命无缘的袁世凯,他辜负孙中山的重托,步步为营,不断排挤革命党人,甚至大开杀戒,还上演帝制复辟的闹剧.革命之血付东流,革命之途路漫漫.凡此种种,都曾让许多当事人与后来者思忖着同一个问题：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何拱手让出革命政权?
任何政治权力的分配、再分配都不过是诸种政治力量之间有形与无形较量的结果,个人的风格或品德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与其说历史是公正的仲裁者,还不如说历史是最大的“功利主义者”.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革命者自身力量的缺失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孙中山等人发动暴力反清的过程中,既没有也很难真正将下层民众发动起来,形成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往往是革命的声势大于革命的实力,反清起义的高潮来得快,退得也快.究其原因,不仅会党的革命精神并不像许多论著所描述的那么乐观,而且革命志士们在联络旧式军人时,多赖军官倒戈,或策动士兵哗变,也往往不可靠,多次上当.至于发动新军,也多属仓促行事.孙中山等人在远离京师的
华南地区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兴也匆匆,败也匆匆,而且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革命力量的直接积累并不十分明显.有鉴于此,就在1910年3月,即广州新军起义刚刚败北,孙中山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长堤与咸马里等人协商合作计划,请求美国方面提供350万美元的经济资助,决定“中国革命党暂行终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
区准备未周的起义,改为厚蓄实力,充分准备,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起义的策略”.1911年7月底,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将起义时间定在1913年,打算不再轻易发难,而是蓄积力量,精心准备.不意该会成立才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就猝然爆发.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当然,客观形势的变化往往不以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愚不可及的清朝统治者载沣等人强行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并且抛出“皇族内阁”羞辱成千上万的请愿者时,恰恰是这个“成于意外”
的武昌起义赢来了全国反清革命的高潮,孙中山、黄兴等人就只好别无选择地仓促上阵了.当黄兴风尘仆仆赶往“首义之区”
武昌时,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早已被起义士兵连劝带逼拉出来发号施令,并且控制一方.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主观条件很不充分时兵临城下.正因为如此,最早规劝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做“汉族的华盛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武昌首义中人.连指挥武汉保卫战的黄兴与正在欧美忙于外交努力的孙中山也都希望袁世凯“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当然,对袁世凯的厚望取代对他的警惕,同革命党人狭隘的反满民族主义也不无关系.但是,如果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比较充足,何需俯仰依人?
如果说群众基础的薄弱导致了革命党人力量的单薄,那么,革命领导群体内部的四分五裂就严重地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无异于自毁长城.中国同盟会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固然集中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民族精英,但一部同盟会的历史几乎又是一部分裂史,后者就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令人扼腕.
君不见,同盟会成立还不到两年,革命干将章太炎与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之间就因经费问题产生误解,乃至互相对骂,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也是矛盾迭出.
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因国旗式样问题而提出异议,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彼此吵得面红耳赤,互伤和气.虽然因为黄兴主动让步,两人得以和好如初,但革命巨匠孙、黄之间的争吵本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未由此而日出冰融.从1907年上半年开始,东京同盟会总部就已名存实亡,一直不曾以组织的名义全面发动和统筹安排.而在此期间,同盟会会员张百祥、焦达峰等人以“共进会”的名义在东京另树一帜,孙中山则于1909年11月宣称,他已在南洋重新组织团体,“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次年2月,孙中山还首次打出“中华革命党”的旗号,并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稍作改动.与此同时,章太炎与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挂出“光复会”的招牌,争相发展会员.同盟会的瘫痪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黎元洪等政坛老手对阵的底气与力量.及至革命成功,各路革命者也不曾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迅即汇聚在孙中山、黄兴为核心的革命领导集体周围,共渡难关,而是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最突出的莫过于原湖北革命骨干孙武主动与黎元洪握手言欢,却同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过不去,堂堂首义之区却成为袁世凯谋求帝制复辟的呼应之所.显然,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是何等重要!
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话一点也不假.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中山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却不乏其人.
南京临时政府在名义上统辖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达10多个,却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财政支持,孙中山衷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缴部款从速完缴”,应者寥寥.孙中山、黄兴等原本希望让头号资本家张謇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他却坚决不干,只勉强答应担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愿到南京来办公.当时,张謇还兼任两淮盐政总理,他多次致电孙中山,坚决反对动用盐税去解决军饷困难,一点也不愿为革命元勋分忧.
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虽经多方发动,也只获得730多万元,差距甚远.尽管孙中山通过美洲洪门筹饷局获得140多万元的筹款,仍不过是杯水车薪.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只好以政府的名义,根据“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的原则,举借外债,但效果也不理想.因为西方
列强表示“中立”,孙中山等借款就困难重重,虽经资本家出面,“求间接之接收”,其成效也不大,日本政府还通过对长江流域的江苏铁路公司、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贷款,企图与英国争夺在华势力范围,从中趁火打劫.当革命党人通过臭名昭著的盛宣怀牵线,以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为条件,指望获得1500万元的借款,以救燃眉时,引起全国舆论的普遍反对,不仅借款未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方革命政权的声誉,还给反动派以口实.
为了回应和打击袁世凯要挟南方革命政权的猖狂气焰,南京临时政府毅然组织北伐军,由孙中山亲任指挥,黄兴为参谋长,拟分6路出击.1月13日,北伐军在宿州大败清军,徐州不攻而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也相继开战.袁世凯倒是依仗列强的支持,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北伐军则因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近乎难以为继,军心不稳.
黄兴终日为军饷劳碌奔波,口干舌燥,亦无所获.有的军官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声势颇大的“直捣幽燕”之计划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逼迫清帝退位的任务就不得不依仗脚踩两只船的袁世凯去完成,给他的报酬就是炙手可热的临时大总统之职位.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远离于“物”的本义去讨论历史问题.且不说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如何,至少孙中山等人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就足以使嗷嗷待哺的南方革命政权胎死腹中,如果不是争取袁世凯的支持,推翻清朝统治云云也就无从谈起,遑论民主共和.那种埋怨孙中山不该“让位”的学术见解,不过是某些后世研究者的一相情愿,不足为凭.至于孙中山本人后来的同类自责,也不过是他在时过境迁之后用历史结局为坐标对历史过程的主观推导,却与自己当年的切身感受相距甚远,给后世史家的研究提供了难度.
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的偏爱尽管《民报》的作者群在回绝梁启超对暴力反清的责难时,一再声称西方列强不会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但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在“半殖民地”的被动角色里,又有哪一件要事可以不看西方列强的脸色?尽管革命党人在虎视眈眈的列强面前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始终不敢正面与列强对阵,连“反帝”的口号都不敢喊出,但列强并不那么领情,只认谁能控制住中国的局势,谁能保护现成秩序与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它们就支持谁去收拾中国的摊子.日、俄两国惟恐中国不乱,企图用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浑水摸鱼,以便实现其“一举分割满洲、蒙古”的阴谋.美、德、法等国则赞同英国的主张,维持在华的既得利益,扶植曾与列强配合默契的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既警告日、俄不得采取单独的武装干涉,也不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
还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半年多,西方列强就把注意力投向被摄政王闲置在河南洹上钓鱼的袁世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对清朝开缺袁氏一事深表遗憾和关注.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末日皇朝重新起用袁世凯之契机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南北议和中为袁氏穿针引线,以便早日让他上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中的美方代表司戴德亦称：“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格雷复电朱尔典时也强调：“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孙中山在离开美国回国之前,兴致勃勃地前往伦敦,请求这个当年曾让他化险为夷的英国政府继续支持中国革命,英方给他的答复却是：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所有外国人都将支持袁氏出任总统.南北议和正式开始才两天,驻在上海的英、美、日、俄、法、德六国总领事就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求双方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停止现行冲突.列强佯为“中立”,实则暗助袁氏,给南方革命力量施加压力.当南方的北伐军在宿州等地告捷时,列强又站在袁世凯一边,大肆恫吓南京临时政府.显然,孙中山等人即使不存在财政困难,要想绕过列强的干预而大展宏图,恐怕也是力不从心的.
话说回来,尽管革命党人失去了政权,但并不等于说辛亥革命就完全失败了,更不等于说辛亥革命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不该搞.我们不妨听听60年前的辛亥老人林伯渠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下有感而发的一段话：“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这是我抄来的,请原谅.

你的妈妈什么名字

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些“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作者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所受的教育使之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袁世凯与蒋介石并列第一名，这得益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袁世凯比蒋介石还要坏，毕竟蒋介石有一帮子僚属感恩戴德，而袁世凯却法统断嗣。
我很早就对这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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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些“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作者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所受的教育使之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袁世凯与蒋介石并列第一名，这得益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袁世凯比蒋介石还要坏，毕竟蒋介石有一帮子僚属感恩戴德，而袁世凯却法统断嗣。
我很早就对这个五短身材、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河南人开始感兴趣 。中原自宋室南渡后，就没有出过彪炳青史的一流的大人物，到了二十世纪初，出了个中华民国大总统，也算是“人起三代之衰”。初是骂和恨，那是教科书的功劳；继而是怀疑和无言，那是言论渐开的结果；随着新的史料和证据的出现，使我对袁慰廷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袁世凯出生在人才凋弊的河南，豫中平原的一个农村。上过学，却连个秀才也未考中，投笔从戎。1881年入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入朝，1885年回国。越明年，再赴朝鲜。1894年，任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1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被罢退，隐居安阳。1911年出任总理大臣。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逝世于北京，终年57岁。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在称帝前并无令人诟病的地方。在朝鲜的若干年虽然对朝鲜君臣飞扬跋扈，极不尊敬，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被视为具有近代思想和知识的军届少壮派、政坛后起之秀，为多个政坛大老所青睐，亦为物议所推崇。维新变法前，他捐给强学会五千元，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变法立场。庚子国变中巡抚山东，极力驱义和团出鲁，既保境安民，又屏障了东南，使东南互保得以顺利进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些许元气。当时京畿等地的电线杆都为义和团指为“妖物”烧毁，朝廷中枢同全国各地的电报联系中断，全凭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报房中转各地的电报，一时间使济南成为各省同中央的联络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按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行事，对战争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当他率北洋六镇胁齐鲁大地卷入战争，势必使战争扩大，山东、两江、湖广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不相上下，电杆、铁路等破坏殆尽，天下汹汹；八国增加兵员，更多的异国士兵从天津海岸登陆，持着自动化的武器向中国内地杀来，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将大大增加，慈禧与光绪可能会落入联军之手，成为傀儡政府的首脑。不要设想欧美列强会废掉慈禧，还政光绪，继续戊戌年间的事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列强钳制慈禧对光绪的迫害，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本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也有价值观的冲突。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借与国之欢心。”彻底的卖国政策，列强那个不欢心？如果列强对慈禧恨之入骨，随时就可以换掉她；就是发生了慈禧支持下的义和团反洋运动，杀了不少的在华洋人，列强占领北京后完全可以追上并俘获慈禧，但他没有这么做；列强战胜后也没有追究慈禧这个首恶的责任；可见他们对慈禧还是欣赏的。如果是那样，中国可就要真的亡了。
以前最使袁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皇帝一事，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不足一驳。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会干么？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后党”臣子拥护，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戊戌政变后，有人向荣禄进言，认为袁世凯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应予株杀。荣禄坦然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而“帝党”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40岁的康有为六品工部主事，25岁的梁启超以六品衔在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33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23岁的林旭、31岁的杨锐、39岁的刘光第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31岁的康广仁是布衣，一群年轻的、没有人脉资源的中下级官员。


作者： 222.248.227.* 2006-7-23 12:5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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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惟一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帝师”翁同和也在“百日维新”前夕被罢斥，一个连老师兼亲信都保不住的皇帝，有什么号召力？维新诏旨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陈1900年被念念不忘的慈禧赐死）一人响应就是明证。戊戌变法后，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作皇帝。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承恩公（同治的岳父）崇绮、军机大臣刚毅、理学大师、军机大臣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 、礼部尚书启秀等极力怂恿，大肆活动。废立之事未获成功，是因为外国人反对，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竟然也反对。毛泽东称赞过的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一个铁杆“后党”，清末著名维新派湖南浏阳唐才常，早年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9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拥护光绪当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照会英国领事，把他从英租界抓来杀了。光绪死后，时任军机大臣的张秉承慈禧的旨意为光绪拟定谥号时，塞进了贬责光绪的意思。大臣一个个疏远光绪，连皇后也落井下石，带头孤立光绪，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诗》中记载：“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从未该行。”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在当时是多么的孤独，借袁世凯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傀儡君王捆绑在一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①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②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③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并未加害。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④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非袁世凯授意。⑤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被人说成是拉拢黎，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黎一下子安全多了。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说来也奇怪，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性格软弱的“菩萨”在号称“屠人”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储君”的位置。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作者： 222.248.227.* 2006-7-23 12:5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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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当时的御用文人编了一出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第一次看到此事时，真使我“佩服”极了，看来洪宪皇帝麾下也不是没有人才，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 剧本编好了，谁来演主角？首选是谭鑫培，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到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⑥两个“戏子”，给腐败的慈禧太后演了几十年的戏，却坚决拒演歌颂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戏”，丝毫不给将来的洪宪皇帝面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果实在“文革”期间，什么人敢拒演《长征》、《东方红》、《红灯记》、《沙家浜》，我是真服了他！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 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⑧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⑨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⑩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也对（史实准确）。但不要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⑾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⑿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


作者： 222.248.227.* 2006-7-23 12:5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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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⒀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⒁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 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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