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内含相互联系的密不可分的两个过程：一是对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二是个人理想和信仰的选择和确立过程.二者谐调互动,共同构成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动态过程.
首先,从这两个过程的逻辑关系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前者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后者是其外显直观内容；前者是实践和发展的过程,后者是选择和继续的过程；前者是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后者是世界观的确立过程.如果没有对马列主义信仰的确立,青年毛泽东很难率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仅仅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至此而止,青年毛泽东也未必就一定能找到这条正确道路,陈独秀等人的主张的失败——不论基于何种主客观原因——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只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才适合于中国,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才能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不至于沦为空想和教条,也才赋予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以真实意义.因此,只有这两个过程都基本完成或转入正轨,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整体逻辑结构才算完满.
其次,从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他曾经像“住旅馆”似地接受过许多思想和理论,这些中外文化理论遗产当时都曾被青年毛泽东视为自己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目标的理论武器,当作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精神工具”.在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理论武器”和“精神工具”经常更换,他所说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即应是指称这一状态,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却矢志不渝,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努力从未止息.即是说,青年毛泽东始终立足于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高度来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式道路”,也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总前提.实际上,毛泽东从最初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7日《湖南大公报》）和马克思主义（1918年8 月—1919年3月第一次赴北京期间）,到接受“唯物史观”和“俄国式道路”,历经了两年多的矛盾和徘徊,绝非一见钟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也是在他找到了“俄国式道路”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时,才最后确立并巩固下来的.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青年毛泽东极富功利性,历经多次变换的信仰选择过程为何至马列主义而止.

再次,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继承和发展两个环节,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不平衡性.所谓同一性,是指它们共同构成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全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个环节和两个层次；所谓不平衡性,是指这两个方面和环节的发展进程是不同步的,相对而言,继承的过程比较迅速而短暂,发展的过程比较艰难而漫长.这种不平衡性直接源于这两个过程的复杂程度的差异.不仅如此,从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过程来看,实现前一个过程时,有众多的革命同志的启迪、帮助和支持,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效应,这一点新民学会活动的有关资料记录得一清二楚；实现后一个过程时,却遭到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反对和排挤,显得比较孤立而艰难.这就使本已不平衡的两个过程的差距又被人为因素进一步拉长,使这两个过程的分离更加清晰,强化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两重性.而这后一个过程不能被党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所接受的事实,也从反面证明实现后一个过程对于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最后,时下理论界对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讨论都是围绕第一个转变过程展开的.值得研究的是,对于第一个转变过程,毛泽东当时曾谈过这样的观点：“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可见,他当时还把俄国式的革命看作是“恐怖的方法”,认为走俄国式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是无计可施之际的一个变计,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下策.至于在中国,俄国式道路的前途如何?俄国式的革命怎么搞法?对诸如此类的关键性问题,青年毛泽东并无深思熟虑在先,也没有清晰明确的思想在胸.1920年3月14日, 他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还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因此,这次转变在当时说来,无非是处于探索和选择之中的青年毛泽东的又一次新尝试和新选择罢了,就如同他当初曾崇拜康、梁,曾接受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念一样,是对“昨日之我”的又一次“挑战”.这种新选择在中国能否走得通,能否解决中国问题,是否一直坚持下去,具体又该怎么走等等,均待实践的检验和裁定.这正是决定第二个转变过程不可逾越的实践依据.由此看来,第一个转变过程带有明显的初步尝试性再选择的痕迹,如不完成第二个转变过程或是使第二个转变过程转入正轨,很难说第一个转变过程就是最终选择.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两重性决定了其思想转变是分为两个过程来完成的.第一个过程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即世界观的确立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从一般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即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它们代表了青年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成长过程的两次飞跃.
从时间界限上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与他此间的两次著作高峰期是同步的.第一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19年7月至1921年初,这正是他实现第一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著述和思想发展问题,理论界论著颇丰,此不赘述.
第二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25年至1927年底,这也是他实现第二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时期.能反映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这些著作对他完成思想转变的第二个过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这是青年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总结以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的阐述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第一批成熟的著作,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源头.
其次,在这些著作中,青年毛泽东明确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早就注意农民问题.与以往不同,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着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之间关系以及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还分析了农民革命性的源泉,强调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军,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
第三,在这些著作中,青年毛泽东还阐述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建立农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同时,还必须推翻地主阶级的都团,建立乡村自治民主政权.在“马日事变”后,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甚至初步提出“上山”的主张,准备开展长期的武装斗争.
这些思想标志着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及俄国式道路的认识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认同和接受提升到实践和发展,即由世界观层次具体化到方法论层次,实现了二者的真正统一,马克思主义开始化为在中华大地上具有直接可操作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式道路开始化为中国式道路,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在这里汇合,其两重性在这里融贯,其内在逻辑也已圆满,其思想转变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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