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君先生传第二三段的翻译

朱竹君先生传第二三段的翻译
朱竹君先生传第二三段的翻译

朱竹君先生传第二三段的翻译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1]人,字美叔,又字竹君,与其弟石君珪[2],少皆以经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进士,授编修[3],进至日讲起居注官[4]翰林院侍读学士[5],督安徽学政[6],以过降级,复为编修.
先生初为诸城刘正分[7]所知,以为疏俊奇士.及在安徽,会上下诏求遗书,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8],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在军机处[9],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10],欲议寝[11]之,而金坛于文襄公[12]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13]馆自是启矣.先生入京师,居馆中,纂修《日下旧闻》[14].未几,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先生顾不造谒,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其后督福建学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归数月,遂卒.
先生为人,内友于[15]兄弟,而外好交游.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16]不衰,时于其间属文.其文才气奇绝色,于义理、事物、形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17],为学政时,遇诸生[18]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所欲著书皆未就,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19].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20]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先生与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极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内,豪逸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中焉.先生暮年,宾客转盛,入其门者,皆与交密,然亦劳矣.余南归数年,闻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惜哉!当其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同上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岩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
注释：
[1]大兴：县名,今属北京市.[2]石君珪：朱珪,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朱筠之弟.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3]编修：为翰林院属官,位次于修撰,掌修国史.[4]日讲起居注官：日讲是为帝王讲解经史之官,起居注是记述帝王言行之官.清康熙时以日讲官兼摄起居注官,雍正以后遂以日讲起居注官系衔为定制,属翰林院.[5]侍读学士：给帝王讲学之官,清属翰林院及内阁.[6]学政：为提督学政之简称,掌管一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7]刘文正公：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诸城（今属山东）人.雍正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卒谥文正.[8]《永乐大典》：明成祖永乐年间命解缙等人编辑的一部类书,有二万二千九百余卷,搜集了大量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今多散失.[9]军机处：清雍正时设,综理内外要务,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官署.[10]烦：“烦”下疑脱“费”字.[11]寝：平息,停止.[12]于文襄公：于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金坛（今属江苏）人.乾隆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卒谥文襄.[13]四库全书：清乾降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十年始成,凡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14]《日下旧闻》：清朱彝尊撰,凡四十二卷,记载北京掌故史迹.乾隆三十九年（1774）令朱筠等人继此书纂成《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15]友于：指兄弟之间的亲爱.语出《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16]强识（[zhì志）：强于记忆.识,记.[17]小学：汉代起,以小学作文为文字训诂学的专称.[18]诸生：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生员有增生、附生、禀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19]陈伯思：陈本忠,字伯思,昌平（今属北京）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户部郎中,提督贵州学政.[20]摩厉：磨练,切磋.《国语越语上》：“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饮其食,而摩厉之于义.”
译文：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人,字美叔,又字竹君,和他的弟弟石君珪,年少时都以会写文章而出名.先生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授官编修,后升至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因过降级,又重为编修.
先生起初受到诸城刘文正公赏识,被认为是疏朗俊伟奇特之士.后来到安徽,遇到皇上下诏搜求散佚的书籍,先生上奏说翰林院著有《永乐大典》,里面有很多当世见不着的古书,请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搜寻校阅,并且陈述的搜集方法也十分完备.当时刘文正在军机处,却不高兴,认为不是紧要的政事而徒增烦恼,打算建议让这事停下来,而唯独金坛文襄公认为先生的奏议很好,跟刘文正坚决争执,最终采用先生的意见上奏给了皇上,四库全书馆从此启动了.先生进入京城,住在馆中,纂修《日下旧闻》.不久,文正去世,文襄任四库馆事务总裁,特别看重先生.先生却不去拜访,还不时因主持馆中事跟他的意见抵触,文襄感到十分遗憾.一天见到皇上,谈及先生,皇上便称许朱筠学问文章远超别人,文襄默然不能发话,先生因此而安然无事.其后督理福建学政,过了一年,皇上派他弟弟珪接替他,回来几个月,就去世了.
先生为人,在家与兄弟友善,而在外喜好交游.称赞别人的好处,唯恐没有说到极致；若有过错,就总是掩饰.后进之士多因他的称许而得名.先生房中从早到晚不曾没有客人,整日整夜跟客人饮酒谈笑,博学强记却不衰减,还时常在这期间写文章.他的文章才气新奇豪放,对于义理、事务、情态,无不具备,想要说的话无不穷尽,尤其喜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当学政时,遇到贤能的生员,跟他们说话谈论就好像同辈人一样,劝别人为学要先从识字开始,语意诚恳殷勤,离去之后人们都爱戴思念他.他想要写的书都没有写成,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说：我开始认识竹君先生,是靠了昌平陈伯思的关系.当时都二十几岁,聚在一起慷慨激扬纵论时事,相互磨练探讨学问,志向实在伟大啊,哪里只是要作一个文人学士而已呢!先生与伯思,都是卓越人才而沉溺饮酒.伯思中年因酒致病,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华.先生以文章名扬海内,豪放俊逸超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微中和一些.先生晚年,来访宾客更为繁盛,入了他门的,都跟他密切交往,这样也就很劳累了.我回到南方这几年,听说伯思也衰老病重了,而先生去世时年纪才过五十,令人痛惜啊!他在安徽、福建任上时,常常带领宾客饮酒赋诗,游玩山水,幽深险要处都到过.我间或来到山中崖谷,便遇见先生题名,是可推想而知的啊. ……
赏析：
朱筠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士大夫,以好奖掖后学,主持一代风会而闻名于世.当时不少著名学者、诗人如汪中、戴震、王念孙、章学诚、黄景仁等,或出其门,或入其幕.朱筠于姚鼐为师友,姚鼐也正是由于清廷采纳朱筠等人的提议开四库全书馆,而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在馆将近两年,与朱筠交往颇深.本文就是姚鼐为朱筠撰写的一篇传记文.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依传记文体例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介绍朱筠的生平,包括他的名字、籍贯和仕历.寥寥七十余字,行文非常简洁.第二段叙述朱筠建议开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的事迹.这是朱筠的生平大事,姚鼐对此却并不浓墨重彩地加以铺叙,而是选择典型事例,写他和刘文正公（统勋）、于文襄公（敏中）两人的交往,从而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刘文正公是当朝大官,朱筠早年又得其赏识,按理说朱筠对刘应该是言听计从、唯马首是瞻的；然而,当刘反对朱筠开四库馆的建议时,朱筠并不畏缩退让,而是据理力争,在于文襄公等的支持下,终于使清廷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于文襄公是朱筠的上司,又支持过朱筠,对朱筠很器重.按理说朱筠对他应该是充满感激之情的；然而,朱筠并不像一般俗吏那样奉承上司,不但不去拜访晋见,还时常以公事与于公相顶撞,面使于公“大憾”.行文至此,插进乾隆皇帝“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一事,并言朱筠“以是获安”.这是文中颇有深意的一笔,由此可以想见朱筠与于公在馆中相顶撞之激烈程度.通过朱筠这两件迥异于官场俗吏的行事,写出了一位不阿私情的耿介之士的形象.在混浊的封建官场中,这样的耿介之士是很难得的.
这一段是写朱筠在朝为宦的事迹,紧接一段则写他与亲朋友生的交往.作者以敬仰的笔触,叙写出朱筠诚恳待友、提携后进的品格特点：“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而“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几句,更是描绘出了一位忠厚长者的形象.这两段,以对照的手法,一写外,一写内,充分表现出人物外刚内柔的个性.如果说,文章的第一部分偏于客观叙述,那么第二部分作者的回忆,则充满了主观感情色彩.作者回忆起自己和朱筠初相识的情景：“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少年好功名,慷慨论时事,不屑于为区区文人的豪情跃然纸上.接着笔锋一转：“余初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引出陈伯思来作映衬.陈伯思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而不随流俗之人,与朱筠一样“皆高才耽酒”.在这里,写朱筠处处以陈伯思来陪说,写伯思即是在衬托朱筠,交互映发,随后以痛惜的心情,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逝而感叹.至此,笔锋又一转,回想起朱筠当年“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的情景,而自己“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师名,为想见之矣”.题我虽在而哲人已萎,怎不令人无限感伤惆怅!全文于此戛然而止,意韵无穷,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朱筠的缅怀之情.
姚鼐的传记文,继承了桐城派奠基人方苞所谓“常事不书”（《汉书〈汉书霍光传〉后》）的原则,在写人物时时往主取其平生大节要事；同时也注意到日常琐细之事对增加文章情趣韵味的作用,因而文风显得纡徐深婉,一唱三叹,耐人寻味.前人称“惜包先生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这篇传记,结构谨严,叙事简洁,不仅勾勒出传主的生平事迹,而且刻画出传主的性格特点,从中正可领略到其文的“神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