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书心得8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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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读书心得
8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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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