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儒林外史》与《西游记》二书的讽刺手法

比较《儒林外史》与《西游记》二书的讽刺手法
比较《儒林外史》与《西游记》二书的讽刺手法

比较《儒林外史》与《西游记》二书的讽刺手法
首先,从作者生活的时代看,吴敬梓、李渔所在的明末清初,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很有些相似.其主要特征为：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和人权等等,但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一方面,清初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刚建立的封建王朝,除了实行八股科举选拔官吏,吸收汉人任职（而实权仍由满人把握）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使知识分子遵从三纲、五常的“天理”；另一方面,是清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又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并掀起了反八股科举、反理性空谈,反禁欲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敬梓、李渔是以文学为武器,对八股科举、程朱理学进行宣战的.当然,吴、李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反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道路的,而是有其变化发展过程的.吴、李都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饱读诗书,热衷功名,都先沿着“科举仕途”向前走.科场屡遭失败后,他们才逐渐认识到八股科举的不合理性和坑害人才,以致改弦易辙,绝意功名.李渔转变生活方式后,将目光投向世俗民情,提倡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主,批判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禁欲主义”；吴敬梓却在科场失利后,将目光主要投向知识分子,“机锋所向,犹在士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尽管两人关注和批判的对象不同,但他们的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从书中讽刺的具体内容来看,《儒林外史》和《十二楼》都具有相当的深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批判八股科举制度的,它是通过对八股取士制度下那些知识分子无文无行的嘲讽,来揭露和鞭挞八股取士制度坑害人才,毁坏文化的罪恶.吴敬梓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而实际上,八股时文“原非圣贤之制撰”,它支解了儒家经典的语言,抽空了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丝毫不能阐发“圣贤之微奥”,只不过是作为知识分子“饵名钓禄之阶”.《儒林外史》描写那些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宦之门的知识分子,都是写不学无术、空疏无庸之徒.他们不仅没有知识,没有学问,而且没有品行.像举人张静斋、范进等人,竟空疏到不知刘基、苏轼为何人,进士出身的王惠也不知词这种文学样式起于何时,竟然相信山人述士胡诌什么关帝能填《西江月》词.这对八股士子的贫乏无知、可鄙可笑是讽刺得很尖刻的.
　　李渔《十二楼》是从原始儒学“恕道”的观点出发,以期能“正人心,扶世教”,因而对明清理学扼制人性、人欲的禁欲主义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以及封建统治者纵欲荒淫的可耻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这是先秦儒家早就肯定了的.孟子不仅确认“食色”是人的“天性”,而且还劝谏君王“好货”“好色”应“与民同之”.清代戴震更从生理学上剖析其实质,说：“欲者,血气之自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原理的.（见《疏证》下）理学家否定人欲,实质上就是否定人的存在；要灭绝人欲,也就是要灭绝人类.可见,理学的禁欲、灭欲是何等的反动!李渔《十二楼》是以艺术的语言表达了对理学的批判精神.
　　《十二楼》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积极支持方面.其支持的具体方式,主要是运用丰富的想象,设想青年男女是如何冲破封建礼教、家长制的层层禁区,来实现自主婚姻的愿望；其方式手段都是闻所未闻的.如《合影楼》中的男女主角珍生、淑娟,是通过倒映在池中的影子谈情说爱,互诉衷肠的；《夏宜楼》中的瞿吉人凭借望远镜窥视闺房,终能如愿娶了大家闺秀娴娴为妻；《十卺楼》以儒家的“恕”道,批判封建统治者“己所欲”而“勿施于人”,“己所不欲”而“偏施于人”的专制和霸道；《奉先楼》表彰了将妻子送还原夫的那位将军,肯定了他的仁慈和宽厚的美德,宣传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可见李渔虽然反对禁欲,但也不主张纵欲.
　　《十二楼》的进步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讽刺和批判了禁欲主义对人性、人欲的窒息,而且还在于人性、人欲作进一步哲理反思.《合影楼》、《夏宜楼》等以青年男女斗争的胜利,说明人欲之不可灭的道理；《奉先楼》、《鹤归楼》则以“节欲”来劝勉世人,并对封建统治者无底的“欲壑”和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了彻底的爆光和无情的批判.《十二楼》就是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判统治者出尔反尔,一面在大肆宣扬崇理灭欲；一面又在放纵滥欲.《鹤归楼》中的皇帝,为满足自己无度的兽欲,下令搜罗民间美女,甚至还闹出皇帝吃臣子之醋,肆意图谋报复的丑闻.《萃雅楼》揭露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蕃为满足其色欲,以势欺人,残害美童身心的罪恶.《十二楼》中如此之类的描写,把理学的反动性和虚伪性给全部亮了出来,崇理灭欲的理论根基已倒了,理学的反动与荒谬已处于不攻自破的境地.
　　再次,就其讽刺的形式而论,两书都是一喜剧性形式,表现悲剧性的内容.《儒林外史》和《十二楼》中的笑,是含着泪的笑；在笑的背后,隐藏着压抑了很久的郁闷和愤慨.这也体现了《十二楼》和《儒林外史》讽刺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十二楼》中的《生我楼》写尹小楼巧得团圆的故事,实现了李渔“劝惩”的创作目的,但它并不是单纯的“善有善报”的大团圆,因为其中暗含着社会的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特别是乱兵抢得无数妇女在仙桃镇“开了个极大的人行”,把妇女装在布袋中,论袋称卖的情景,折射出当时妇女难以逃脱的命运悲剧.有人批评李渔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处理,说“这些愉快轻松的喜剧最能表现李渔小说对悲剧人生的敏感性逃避”.然而,这话正道出了李渔小说讽刺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在李渔小说的深层里隐含着悲剧性的内容.李渔偏重于戏谑调笑,嬉笑怒骂皆成绝妙文章,尽管严肃性不够,但它属于愉快的喜剧型.
　　第四,从讽刺的表现手法来看,两书也有这明显的差异.
　　《十二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叙述式的讽刺手法.它单纯叙述故事多,细致刻画人物少,人物形象显得不够丰满.由于作品的目的性很强,善于利用故事来说理,教育的作用更为直接,明显.作者常常穿插其间,大段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和爱憎感情,显示出议论化的特点.有时揭露丑恶现象教浮泛,似有“笔无藏锋”之嫌,甚至还时露轻佻的字眼,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儒林外史》则不然.鲁迅说它“戚而能悲,婉而多讽”.（《中国小说史略》）这准确地概括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征.《儒林外史》主要是通过情节的提炼与典型化,把反面现象本身的矛盾和荒谬,集中地显示出来,作者的是非观念与爱憎感情,则寄寓在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之中,从不直露作者的看法,显得非常委婉含蓄.《儒林外史》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鲁迅又说,“自《儒林外史》出,说部中才始有堪称讽刺之书.”（《且界亭杂文二集•论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