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徐贲对时代的思索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徐贲对时代的思索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徐贲对时代的思索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徐贲对时代的思索
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他称这种“神道设教” 为“世俗宗教” 和“国家宗教”,它“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an ideal vision),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如果基督教被抽掉了它的自由灵魂,那么它也难免成为一种“神道设教”的工具(历史上就有过先例),被用来控制人们思想、行为,甚至将他们像家奴、臣民、党民一般来统治.这是因为任何宗教实际上都是统摄信仰者人生诸方面的世界观,“基督教和其他主要宗教都是世界观.基督教主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处于它的创造者能力范围之外的.大多数基督徒希望他们的信仰能对其个人行为、社会政策、艺术、过去与未来说些什么.一个人不会在走出教堂之后忘记十诫.虽然基督教的传统也以不同方式来解释信仰,但是总体而言,基督徒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基督教义适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只在某些外围领域.” 宗教提出了生活的伟大问题,包括起源、终极和目标.被专制政治控制并操纵的“神道设教” 同样提出了这类问题,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虽然或许不像宗教答案那样令人满意,但是仍然为公民提供了手段,使其周围的世界有意义”纳粹的统治就非常重视信仰的作用,纳粹党魁赫尔穆特·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 在他的《信仰与行动》一书中写道: “因为信仰是强大的,它能推动那些看似不可能之事.它是任何功绩的基础……一个人最高尚和重要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判断力,而是他的信仰.只有在一个人拥有足够强大的信仰时,他才是有价值的.”③信仰对于专制统治是绝对必要的,而它的“神道设教” 功能正是为这样的统治营造一种看似诱人,其实有害的信仰.专制统治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神道设教” 必然是与人的自由为敌的,因此,它的信仰必定是一种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民主的重要文化因素,根本原因便是基督教的自由精神.他指出,“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一般说来,新教主要是使人趋于独立自由”.他在美国访问期间,曾被邀去参加一个公共集会.集会的目的是支持波兰人争取独立,向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他亲眼见到了美国的基督徒如何为波兰人的自由、反压迫和战胜暴政向上帝祷告: “全能之主!万军之主!当我们的祖先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的神圣权利时,是您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和指导了他们的行动.您使他们战胜了可恨的压迫者,赐予我国人民以和平与自由.啊,主啊!请您将恩慈的目光转向另一个半球,垂怜俯视一下现在仍像我们过去那样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英雄民族吧!主啊!您既以同样的模式创造了整个人类,那就不要让暴政毁坏您的创造.全能之主!请您关注一下波兰人的命运,使他们享得自由吧!”这是一种普世的自由精神,不只是适用于美国人,也适用于波兰人,适用于别的任何国家的人民.自由精神在美国形成了民主的公共文化,托克维尔称之为美国的“民情”.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有效,在主要因素中,地理条件不如制度,而制度则又不如民情.共和是一种人为制定的制度,民情是使这一制度在最大程度上起到预期作用的民众素质和行为习惯.民情便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公共文化”.我们思考信仰,尤其是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应该把公共文化作为一个重点.本书第一部分“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关注的就是公共文化及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这个部分涉及一些与公共文化有关的事件、事例和问题,其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不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是公共文化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和政治教育.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 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价值比较的结果.好的公共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氛围”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公共生活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并行,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与民主的公共生活相一致的民主公民教育.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国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公共生活,使它变得更好.本书第二部分“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 涉及了与现代“神道设教” 有关的话语统治与反抗问题.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指出,全面的、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言论控制是一切专制“神道设教” 营建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所共同使用的手段.早在1928 年,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培尔就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作的演讲中说: “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语言是宣传散布这种信仰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这种语言和思维逻辑对人的极大毒害.德国罗曼斯语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 在希特勒统治下对纳粹的“神道设教” 语言有过切身体会,他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毒化影响,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第三部分“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 也可以叫做“人性的启蒙”,它涉及的是人如何相互对待、如何对待动物和自然、如何对待生死、如何对待人性中的阴暗与邪恶.人存在于生命的大连锁(The Great Chain of Life)中,美国自然学家和作家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 ) 从生命的大连锁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生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为生存而消灭其他生命,而在于生命的快乐.理性的人应该比其他动物更能明白这个道理,更珍惜自己的自由、意志、快乐,以及与他人和所有生灵的共同存在.克鲁奇帮助提升了无数读者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生命价值的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丧失信仰,这一定会表现在大面积的人性堕落上,而人性堕落最可怕的表现便是漠视生命和生命遭受的苦难.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拥权自肥、腐败、贪污、专权,经济交往中的坑蒙拐骗、制假卖假、不守信用,公共生活中的冷漠、自私、功利、势利,哪一样没有人性堕落的影子? 有些人出于对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焦虑与不安,把“文革” 美化想象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信仰的时代,这样的幻觉不单没有根据,而且是十分危险的.第四部分是“迷惘者的信仰与共识”,信仰的不明确和共识的缺乏使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精神迷惘.在关注信仰问题时,要问的不仅是我们需要怎样的信仰,而且还是,信仰是如何形成的,这在历史上有许多教训.形成信仰主要有三种途径,它们分别是家庭影响,群众社会影响,以及个人的自由与理性思考.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从小生长在有宗教影响的家庭或社区中,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的影响,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条件的.这可以称之为“自发信仰”.另有一种不那么自发的信仰: 政治信仰.那些拥有政治或意识形态信仰(信念) 的人,绝大多数是接受了某种思想“教育” 的结果,当然也有的是部分因为家庭亲友的影响.学校体制和群众社会中的这种教育具有宣传、蛊惑、洗脑的性质.这种信仰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与信仰者的利益相一致.以上两种信仰的绝大多数信众都只是“照着做” 而未必是“想着做”的人们(当然这里面有程度的差别),自由、理性的独立思考并不是他们信仰的主要因素,他们也未必都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当成为群众文化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往往表现为各种情绪性、非理性的迷信和盲从,甚至狂热和狂信.群众社会学和群众心理学常常把这样的信仰纳入它们的研究范围.与这类信仰相区别、相对立的是个人通过自由、理性思考获得的信仰.它可以成为宗教或政治的信仰,但也可以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信念.真正的信念或信仰应该是随着个人思想发展而变化的,相反,坚守不变的想法和观念是自闭的愚蠢行为,不是信仰坚定的表现.自闭的信念与自由、理性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宗教信仰至少也是不排斥理性的.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信仰不一定需要以宗教信仰来表现,而是必须表现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意义的价值,这些普世价值不仅关乎公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原则,而且关乎那些支持这些原则,并让人的存在获得高贵意义的精神和心灵价值,那种具有超越性的真、善、美.这种真、善、美是极致的,因完美而令人神往,蕴含在超越的精神境界和信仰里.我有一位96 岁的老科学家朋友,他曾与我分享对信仰的体会,他说,信仰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知识,是一个发散系列的极限,这个极限不在系列之内,例如数学中的“实数” 是一个发散系列,它的最大极限——无穷大,超越这个系列.无穷大不是实数,而是实数之外的东西.按照康德的理论,现象在认识之内,而本体在认识之外.真、善、美的本体也是一样,虽然在认识之外,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求知努力,可以逐渐得到更深刻、更透彻的知识,任何一代人所拥有的关于真、善、美的知识都只是有限的、不完美的、近似的,因此也永远需要下一代人来补充和完善.人类这样一代又一代(就像这位老先生与我之间那样) 接力追求的是一个有待无限接近的共同普世目标,这是一个由神奇力量推动的过程,而非功利得失计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