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出自《新唐书》哪一页,速回,

“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出自《新唐书》哪一页,速回,
“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出自《新唐书》哪一页,速回,

“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出自《新唐书》哪一页,速回,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这是《新唐书》魏征传的译文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