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背景 谁知道

白居易的背景 谁知道
白居易的背景 谁知道

白居易的背景 谁知道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这些你看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