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兵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论文类型.

北府兵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论文类型.
北府兵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论文类型.

北府兵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论文类型.
《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
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所论
,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344—3
87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与
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
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
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此举
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晋门阀政
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谢氏让出兵权
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
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
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州刺
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甚至自
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
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将日
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也不能合力应战.这
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
,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
外战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
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将家
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
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
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可知朱序兖、青任
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
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
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
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
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
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
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
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
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
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治）建业（建康）”.徐州寄治建
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通鉴》谓“
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晋书》.《魏书》卷
二六《长孙肥传》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据《通鉴》时在隆安五年（401年）七月.《
宋书》卷一《高祖纪》元兴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
沙王道怜传》,谓义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将刘该.刘该刺徐州时驻鄄
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
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常侍,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与侍中不
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东晋末年亦可用将门子弟居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
为桓氏将,曾累迁而居此职,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凡此种种迹象,说明刘该或为
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马道子.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据《司马道子传
》,隆安元年（397年）,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马元显.下年王恭
死后谢琰出刺徐州,当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
亦当在这个时候,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
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
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
,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移镇京口
.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
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
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重兵
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暂
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
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
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鞭长莫及.后来刘
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
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
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
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
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所以改镇京
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司马恬
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以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
,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会再
进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
诸军事、平北将军（案后来改号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王恭与孝武
帝关系之密切,远胜于谯王恬.至此,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政者（这时是孝武帝
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权臣（这时是司马道子）则据有上游以为分陕之势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势为之大变,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马道子独揽朝权.据有京口的王恭
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无法对抗司马道子.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不得不以北府
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我们知道
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样
,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内争中发
挥作用的机会,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也恢复了对建康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
置局,兼领徐州刺史,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隆安元年,刘牢之已引所部北
府兵归于王恭麾下.王恭虽然只居究、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将军一类军
号,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王恭传》谓恭“
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这些情况,说明
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镇慑作用；而刘
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
的独立性.
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王恭败死后,驻
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琰为刺史
；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
口.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晋
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
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
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
是区别得很清楚的.
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
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虽
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
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
,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
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
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
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
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
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
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
.《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
.”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据位的刘
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
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他说
：“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
,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
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
的条件另起炉灶.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
、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已
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
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
《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咏之、
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
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
,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咏之“不成令器”,又禁
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
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
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
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
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
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
,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
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这是
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借此机会,让我将北府兵
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作一小结.
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
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下都,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这种历史背景,
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
流民帅,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郗鉴以来,北府兵经历
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
一,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
）.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从战略上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
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
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温逼走郗愔后,这个阶段遂
告结束.
二,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从太
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领兵者有的
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包括淝
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同时,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维持政局稳定,保持与上
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谯王恬在北府时,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介入
东晋内争.
三,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398—402年）.这个阶段的北府
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但政
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东倒西歪.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
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
四,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
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压平了由另一些
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裕代晋
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
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基本
上宣告结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
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