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易彬在《悲观的终结》中引用郑敏《诗人与矛盾》中的一段话：“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常自责的敏感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作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易彬接着写道：“她说得对,这是穆旦晚年诗歌最大的现实性问题.”（18）也就是说,易彬认同晚年穆旦变得“凄凉而驯服” 的看法.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