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陨石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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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陨石的来历常州陨石的来历常州陨石的来历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表明,我国是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狩猎和农牧业活动的需要,通过观天象、定方向、定季节、告农时,逐渐

常州陨石的来历
常州陨石的来历

常州陨石的来历
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表明,我国是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狩猎和农牧业活动的需要,通过观天象、定方向、定季节、告农时,逐渐积累天文知识,萌生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
早在六七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房屋的门、墓穴和人骨架的头部都朝着南方,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积有五层墓葬,晚期的叠在早期之上,但方向仍大体一致.①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已能辨认方向.对于原始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来说,能够赖以定方向的依据只有天象变化,特别是太阳.
太阳给大地以光明,给人们以温暖,它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以太阳作为纹饰的器物.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中间为红色圆心,四周有彩色光芒,显系太阳的图象;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灰陶尊上,画有日出于山岗之上和日出于山岗云气之上的图案,恐系“旦”字的象形字.稍晚的文献《诗经》中则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的诗句②,表明在山岗上观日影定方向,另一篇《邶风·定之方中》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这些观太阳定方向的描述,正是古老习俗的遗留.
日出和日没不仅指示了方向,而且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环,昼夜交替使人们产生了日的概念,昼夜与太阳都用“日”字表示,日显然是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计算日子的流逝,原始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方法.我国解放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在绳子上打结,有的在竹上刻划,有的在竹筒里放石子,这些记日方法显然是很原始的.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干支记日法,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夏代末期帝王的名字就已采用了十干中某些字,如孔甲、履癸,说明它们可能产生得更早些,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用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得到甲子、乙丑、丙寅……癸亥等六十个干支名称,用来记日便是六十天一循环,这种记日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着六十干支,这可能是当时的日历.在甲骨文中还有旬字,殷人称十天为一旬,这一名称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月有圆缺,这是夜晚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变化,从月圆(望)到月圆,或从月初见(朏)到下一次见到,或从月不见(晦)到下一次不见都差不多是三十天,月的圆缺变化产生了“月”的概念.阿细人的跳月,藏历的定望都是原始时期的遗留.望、朏、晦比朔更早被人们所认识,最早的“朔”字见于《诗经》.
季和年虽然比日和月的周期要长,但它的产生并不晚.因为,它比起日月来也许更重要,寒来暑往,草木枯荣,农业的收成,动物的繁衍都同它密切相关.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要求准确掌握时令季节,而天象的周期变化与物候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通过观察天象就能确定季和年的变迁.观象授时既是生产之必需,也是最早的天文活动.文献上记有古代传说:“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①这段记述说颛顼时代已有了“火正”的专门官职,负责观察大火(即心宿二)这红色亮星来判断季节.后来由于氏族战争,观测停止了,结果弄得季节掌握不住,造成很大混乱,到帝尧时代又恢复“火正”之官,让他明时正度,造成了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局面.《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印证了这一传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祀时焉!”陶唐氏即是帝尧.
尧不仅恢复了火正,还立羲和之官,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告农时.《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典》虽非尧时所作(学者们多认为作于战国初或稍早),但可能记有较早时代的事情.这段文献所指出的四仲中星,即不同的季节黄昏时有不同的星到达南方天空.按现代天文学来推算,鸟、火、虚、昴四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黄昏时到达南方天空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时相当.所以,《尧典》的记述可能正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情形.
至于“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述,更说明了历法的萌芽.年、月、日概念的建立是历法得以产生的基础,一年有366天的识别,又设置闰月来协调季节和月分的关系,这是天文学的重大进步.殷商甲骨文已有十二个月的名称,还有大量十三月的记载,这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证明.从甲骨文的片断记载可以推论殷代历法已有相当水平,它大体上是以干支记日,以月亮圆缺的周期记月,以冷暖循环来记年,一年有12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有13个月.这一阴阳合历的传统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古历的重要特点.
殷周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行用不同的历法,计有夏、殷、周、鲁、黄
它们的不同在于岁首,黄帝、周、鲁三历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称建子,殷历以十二月(丑月)为岁首,称建丑,夏历以正月(寅月)为岁首,称建寅,这就是“三正”之说.此外还有颛顼历以小月(亥月)为岁首,称建亥,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些历的详情还不太清楚.
天文和历法的发展基于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夏小正》一书中按月分记录了天象和物候的关联,如“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该书虽然成书较晚,但这些天象记录如实地反映了三四千年前的天象.《鹖冠子》也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是三四千年前的天象.
殷墟甲骨文中包含着更多的天象记录,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日月食记事,现在能大体定出时间的有四次日食,五次月食,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记录大火附近出现新星,它比古希腊伊巴谷Hipparchas(前二世纪)记录的第一个新星(公元前134年)要早一千多年.比甲骨文稍晚的金文中有大量的西周月相记录,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等,虽然对它们的含义是指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还有争论,但其同月相变化有关是没有疑问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天象记录在《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著名的《豳风·七月》诗记载了天象与物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历法知识;《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和月食记录,引起了研究者的很大兴趣,据中外学者考证,十月辛卯朔的日食和紧靠着的一次月食可能发生于公元前776年9月6日和8月21日,但另一些人认为是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和12月15日,因为前次日食通过北极圈之内,中国黄河流域不可能见到.《诗经》中关于恒星的记述已有28夜中十宿的名称,还有牛郎、织女、银河以及金星的不同名称——启明和长庚.
春秋时代的编年史中有37次日食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可用现代的计算来验证,并给地球自转研究提供参考.鲁文公十四(前613年)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记录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一作石申夫)辨认并观测了大量恒星,测定了120多个星的位置,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公元前444年)遗物上发现了完整的28宿名称,并和北斗图象相联.这些天象观测记录和所达到的天文学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
和天文学从原始社会萌生的同时,人们也产主了对天空和自然的原始宗教意识.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宗教思想和自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然神的崇拜为奴隶主阶级利用,出现了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天神,人世间的君主也是授命于天的.人们对天空现象的迷惘,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使星占术得以产生.这就是古代许多天象记录同星占迷信纠缠在一起的原因.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② 《诗经·大雅·公刘》.
① 《史记·历书》.
第三节 气象学
气象和天文学在我国古代统称天文,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气象现象是发生在地球大气层内的,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则在大气层之外.气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为了生存,人们经历了对自然气候的适应过程,从穴居野处发展到营室居住,他们把屋门开向南方,又用兽皮树叶缝制衣服,抵御风寒.人们虽不断积累气象知识,而对其成因却一无所知,从而产生对自然神的崇拜.《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南方多雨是因为南方为雨师应龙所居,北方干旱是因为旱神女魃居于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古人认为风云雷雹都各有神,各司其职,而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则反映了人们战胜干旱燥热的美好愿望.
殷商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天气现象的记录,出现了晴、云、阴、霾、雾、虹、霓、霜、雪、雷、电、雨、风、雹等名称.公元前十三世纪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连续十天的气象记录①,这是世界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也是后来传统气象记录的先声.甲骨文中对风雨有不同的称谓,雨有大雨、小雨、幺(丝)雨(毛毛雨),风有小风、大风,风(骤风)、大飓(狂风),可说是风力、雨量分级概念的开始.
殷商时期有关天气和物候现象的记录大量出现,揭示了我国大陆上古今气候的变化情况.二千多年前的物候现象比现今要早一周以上,黄河流域当时生长着很多竹子、桑树,种植水稻,还有大象,表明那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古代气象史料可以用来为现代许多研究项目做参考,因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观象授时阶段,为了利用物候现象来判断季节时令,经常注意观察气象变化,促进了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夏小正》中按月列出的物候现象,也附有气象情况,如“正月……鱼陡负冰,……时有后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在《诗经》、《月令》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物候描述.随着观察的深入,感性知识增多,形成了一些天气预报的谚语.《诗经·鄘风·蝃■》曰:“朝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日出时看见西方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这个谚语至今还在我国民间流传.《小雅·渐渐之石》还记有:“月离于毕,渒滂沱矣!”说是看见满月进入毕宿,就到了孟秋多雨的季节,秋雨绵绵,这是一种长期预报.《古微书》中记录的“月离于箕风扬沙’,也是类似的意思,指满月进入箕宿就进入多风的春季,尘土飞扬.《小雅·信南山》的“上天同(彤)云,雨雪雾雾”,表示彤云密布,大雪就要来临.
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对神的主宰产生怀疑,并进而思考风云雷雨的成因和本质.《庄子·天运》对风由神的呼吸而产生之说发出疑问,“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指出风回旋不定,东西任吹,有谁闲着没事去披拂它呢?宋玉《风赋》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关尹子·二柱》篇说:“气之所自生者,如摇帘得风,彼非摇时,非风之气”,提出风即气,气流生风,不流无风,仍是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里借阴阳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辩证地叙述了雨和云的关系.从现象来看,雨从天降,云从地升,而雨又是云形成的,故实质上雨还是出自地.地下有轻阳之气上升,天上有浊阴之气下降,互相转化而成云雨.《庄子》认为“阴阳交争为雷”,《春秋·元命苞》说:“阴阳激为电”,都认为雷电是一种阴阳冲突所生成的现象.《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有一段总括性的话:“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雹霰者,一气之化也.”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这些记述力图从自然界本身去说明天气现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