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变法请你分析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及失败的原因简洁一些

关于王安石变法请你分析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及失败的原因简洁一些
关于王安石变法
请你分析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及失败的原因
简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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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指北宋时期,大臣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立意虽好,但并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与反对者的关系,于是与反对者间长期反覆地争斗,导致处于被批评的局面,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方面,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军队人数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使得北宋的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沈重.
岁入・岁出表 （单位：匹贯石两） 年 岁入 岁出
1021（天禧五年） 150,850,100 126,775,200
1048（庆历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049（皇佑元年） 126,251,964 126,251,964
1065（治平二年） 116,138,405 131,864,452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明代杨慎的《铅丹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
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一)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不针对到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二)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三) 拘泥古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四)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