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
郑永年专栏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城市化处处有陷阱.如何避免中国城市化的种种陷阱呢?这是顶层设计问题,就中国现实来说,至少可以做如下几方面的事情.城市化首先需要重新丈量土地.近现代国家的最基本标志,就是对人口的统计和对土地的丈量.中国人口统计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但土地没有.建国之后,土改的时候做过一次；改革开始实行农村生产承包制后,做过一次.现在很多年没有做了,对土地数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认识不一致.近二十多年,中国的土地制度尽管没有多少变化,但土地的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农用地、商用地、工业用地、公用地、宅基地等等,也不清楚是谁掌握着土地资源,是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开发商、军队?这些都需要搞清楚.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些问题都是糊涂账.但这些糊涂账里面隐含着多少腐败,多少的社会不公平,多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呢?重新丈量土地既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也可以有效监督城市化,减少社会风险.其次,城市化不能过于抽象,对现有城市要分类,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政策.至少可以把中国的城市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城市已经过度扩张,过度城市化.尽管高楼大厦多了起来,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也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不难发现城市的很多方面还不像城市.例如,这些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了出现了“城中村”.“城中村”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就是在没有解决好农村人口的情况下,先城市化了.同时,在这类城市,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软件”还远远不足,需要大力发展和强化.对这类城市,再提“城市化”显得毫无意义.这类城市应当强调城市升级.亚洲的很多城市例如新加坡、首尔等都在搞城市的整体升级,中国可以向这些城市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第二,对二、三线城市,城市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二、三城市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有待于改进.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往一线城市跑,不想去二、三线城市,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各项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和一线城市的差异实在太大.因为一线城市的拥挤,现在政府鼓励年轻人往二、三线城市去,但如果二、三城市的软硬条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情况很难得到改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三线城市建设不仅在于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软件城市体制改革.如果不能两者并进,很难吸引人才,这些城市还是发展不起来.第三,在城乡结合部,可以大力进行现在所说的城镇化.城镇化主要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城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城乡结合部这一特点.1980年代,当费孝通先生等提倡“小城镇”建设的时候,主要指的就是这类城镇建设.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小城镇建设不再得到强调,这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不重要了.中国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会居住在小城镇.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居住在小城镇.在小城镇建设被忽视了二十多年之后,这一波城市化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小城镇建设.现在把从前的“城市化”的提法改为“城镇化”,是有这方面意思的.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第四,农村的现代化.在任何社会,城市化有一个限度.从发达的OECD国家来看,城市化率为70%左右,并且这70%的人口很多都在向往着过乡下的生活.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2%左右,离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城市化率一旦接近65%,农村的附加值就会遽然增加.所以,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也应该正式提出“保护农村”了.中国历来把农村和“落后”等同起来,这和欧洲的城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城市化比较早,但欧洲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一直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欧洲人一直把农村视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不可随意破坏.这种情况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过.越是城市化,人们越是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在亚洲,日本对农村和农业的保护,在很多年里是政府的重中之重.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亚洲的一个典范.这方面,中国一直是一个反例.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的.这是因为现代化强调的是经济面,所以从前的提法是“农业的现代化”.其实,比较科学的提法应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