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刘知几 史通 二体 译文

求 刘知几 史通 二体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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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刘知几 史通 二体 译文
网上查到了这个,把前半段给我帮你一起翻：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

译文：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不转死咪大

《史通·二体》译文
（我们历史文选也考过这篇，翻译应该没问题^_^）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接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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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二体》译文
（我们历史文选也考过这篇，翻译应该没问题^_^）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
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后多次重复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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